2011年11月下旬的一天，黄永玉先生在女儿黄黑妮及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辉的陪同下，到绍兴、杭州游览。李辉是我多年的好友，得知黄先生来浙江，我和原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的鲍社长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接，有幸一睹黄先生幽默、睿智的风采。
黄先生已经八十七岁了，但他精神矍铄，步履轻盈。虽然是初次见面，却没有一点违和感，接上他们，我们一起乘车去往绍兴。
知晓黄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我在浙江电视台工作，“周末版”的读书栏目“三味书屋”派出几位年轻记者，到北京采访文化名人。在李辉的帮助下，他们采访了黄先生，还给我带来黄先生的签名本，书中有一句非常幽默的话：“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我印象深刻。
很快，我们到达绍兴城区。因为事先与绍兴电视台的黄台长联系过，我们直接去绍兴饭店，绍兴市委宣传部和绍兴电视台的领导已经在饭店等候。没过多久，《文汇报》的周毅也从上海专程赶来与我们同行，她是研究黄永玉的专家。
晚上，绍兴的朋友宴请黄先生一行，吃完饭，我们便到黄先生的房间聊天。黄先生的兴致很高，看朋友坐在对面，忽然来了创作冲动，拿起茶几上的便签画了一幅肖像速写。大家一看，都笑了，人物特点抓得极准，惟妙惟肖。
夜深了，我和鲍社长因为第二天有其他工作，先行告辞，返回杭州。后来我听朋友说，黄先生的绍兴之行十分精彩，不仅在安昌古镇写生，还到小酒店品尝特色小吃。用餐时，他看见酒店墙上有片若隐若现的水痕，让人拿来墨汁和毛笔，沿着水痕的走向涂涂抹抹。不一会儿，一幅水墨画出现了，众人惊喜异常，成就一段美谈。黄先生只在绍兴住了几天，却十分中意绍兴的风物，甚至计划买房定居！陪同的人连忙摇手，想法才未变成现实。
11月28日，黄先生回到杭州，下榻西湖边的宾馆，那里环境幽静，地方也大，可以随时去外面走走。当晚，我们在“味庄”就餐，或许是有些劳累，黄先生没吃几口，就准备回宾馆休息。可刚刚进房间，他忽然想买西装，去哪家店呢？我们想了半天，建议他去“高大上”的银泰百货看看，黄先生在银泰百货走了一圈，说西装很多，就是没看上眼的。那就去更高档的“西湖天地”再看看吧！西湖天地服装店的西装品质极佳，价格不菲，黄先生看中一款，买了下来。将近晚八点，服装店的人非常热情，说：“我们马上调整一下，随后就把西装送到宾馆。”
黄先生买好西装，似乎完成了一件大事，如释重负。回到房间，他躺在沙发里和我们聊天，朋友无意间提起一些有关他的传闻，黄先生听后笑了，赶忙予以纠正。黄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他知道我研究茅盾、丰子恺、钱君匋等浙江文化名人，我问他认识这些人吗？他说：“我认识茅盾。1950年，茅盾担任文化部部长，为了让我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他带我去找人。茅盾是帮过我的。”我了解到黄先生在香港生活过，问他是否认识香港的沈苇窗先生？他说和沈先生很熟，“沈苇窗是厚道人，他在香港编《大成》杂志，从编辑到印刷再到发行，全是他一个人。当时我们都在香港，每隔七至十天会聚一次，大家聊聊天，很好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九龙与另一位朋友相聚，那位朋友说张大千的不是，沈苇窗和他争论起来，到最后拂袖而去。我对那位朋友说，你怎么这么说话？那位朋友也有点后悔，说自己说话太直，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我又问黄先生：“您和丰子恺先生打过交道吗？”黄先生说：“很可惜，我与许多人无缘交流，其中就包括老舍和丰子恺。开会时，我在会场远远地看见他，但没有交流过。丰子恺这个人，了不起。”黄先生突然沉浸在丰子恺的艺术世界里，进而感慨道：“丰一吟还在上海吧？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哈哈，时间真快……”
提及钱君匋时，黄先生说：“我还欠钱君匋一幅画呢。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一批书画家在北京搞创作，钱君匋也来了，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钱君匋给我刻了一对名章，用的不是寿山石、鸡血石，而是贺兰山上的石头，质地很硬，只能一点一点凿出来，费了好大劲。钱君匋把名章送给我时，希望我给他画幅画，结果我没有画出来。刚想动笔，就被杂事耽误了；有了空闲，又忘得一干二净，等后来再看到钱先生的信，想画也来不及——他已经走了。”
黄先生不仅记忆力好、健谈，细微处的举止，也令我们感动。离开宾馆房间前，他给服务员写了一张条子，压在茶杯下面：“服务员同志，这杯茶，我回来还要喝的，请你不要倒掉，谢谢。”我们看后，真觉得黄先生是一位有趣的老先生。
“西湖天地”的西装还未送来，我们便请黄先生画肖像速写，他一个一个都画了。后来，我把黄先生给我画的肖像速写发给五岁的孙女看，问她“这是谁”？孙女不假思索地说：“是爷爷。”
11月29日晚，我们请黄先生到西湖边的“楼外楼”吃饭，去宾馆接的时间早了些，就在黄先生的房间里聊天。我问黄先生：“之前您来过杭州吗？”黄先生想了想，说：“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接着，他回忆起第一次来杭州时发生的事：“1948年12月的一天，我到《东南日报》找章西厓，不料章西厓有事不在报社，没见到。那是个下雪天，我一脚深一脚浅地从皮市巷走到‘楼外楼’，因为身上没带多少钱，就在楼外楼要了一碗面条。倒胡椒粉的时候，胡椒粉瓶的盖子掉下来，一瓶胡椒粉全倒在面碗里，这怎么得了？一瓶胡椒粉比一碗面还贵，我又没有付胡椒粉的钱，如果楼外楼的人看见我把胡椒粉全倒在面里，要我赔偿怎么办？我赶快把空胡椒粉瓶悄悄推到另一张桌子上，然后慢悠悠地把那碗面吃了。”说到这儿，黄先生取出宾馆的空白信纸，忆写楼外楼的旧景，连店里的桌子都画出来了。见我喜欢这幅草图，他对我说：“你拿着吧。”顺手就递给我了。
到楼外楼时，太阳还未下山，大家不着急用餐，坐在楼外楼门口面朝西湖的长椅上，一边赏秋，一边说话。黄先生捡起一片刚从梧桐树上飘下来的叶子，拂去灰尘，从口袋里掏出笔，在上面写了首诗，送给同行的朋友。
第二天见到黄先生时，我又进一步问起章西厓的情况。黄先生说：“起初章西厓在《东南日报》当编辑，后来到中美合作所工作了一段时间，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特务，批得很惨。章西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时，因为给胡风的作品设计过封面，遭了大罪……”黄先生是个非常念旧的人，在杭州期间，他和我们聊起往昔的一些朋友，言语间充满怀念和同情。
过了一年半载，李辉给我打电话，说黄先生十分想念年轻时遇到的那些湘军兄弟，还有和他朝夕相处的“鸡连长”！黄先生说他小时候就跟湘军在一起，后来那些湘军兄弟开赴沪上抗日，在嘉善县阻击日军时，他熟悉的一个连全部为国捐躯，鲜血染红了一条河。“嘉善阻击战”诠释了中国军人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永载史册。新中国成立后，嘉善县为这些来自湘西的抗日英雄建了纪念园，李辉说，黄先生准备做一个“鸡连长”的雕塑，送给嘉善。
听闻此事，我连忙和嘉善县联系，请他们安排接待事宜。2013年10月26日，在嘉善县委姚书记和党史办档案馆的同志的陪同下，黄先生来到泗洲公园，在抗日嘉善阻击战纪念碑前献花，而后神情肃穆地瞻仰纪念碑及墙上的浮雕。许久，黄先生才转过身，告诉我们这些牺牲的抗日英雄都是湘西人，自己小时候和他们非常熟悉，甚至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连烧饭的炊事员，都是他的好友。当时，128师师部的主厨刘四宝养了一只芦花大公鸡，这只大公鸡“高一米有余，性格自由孤傲，晨昏不论，随意打鸣。声如驴吼，且脾气凶恶，见猪狗或生人走近厨房则拍翅直追，穷啄不舍，如仇对敌寇”，师长顾家齐戏称其为“鸡连长”。黄先生时常逗“鸡连长”玩，“鸡连长”特别懂事。后来连队换防，厨师不忍杀掉这只大公鸡，便带着它行军。全面抗战爆发后，128师奉命开赴前线，来到上海附近的嘉善县，随即经历了残酷的阻击战，近乎全军覆没。他这次来嘉善，就是想做一个“鸡连长”的雕塑，永远陪伴那些长眠他乡的湘军兄弟。
那天，在姚书记的陪同下，黄先生还去嘉善县档案馆详细了解嘉善阻击战的情况，一本本发黄的历史资料，让他十分感慨，他仿佛与那些湘军兄弟又一次相见。善解人意的姚书记请档案馆的同志复制了一套，送给黄先生。黄先生说这次凭吊抗战英雄，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但他还有另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将雕塑做好，送到嘉善。
2014年9月30日是首个“中国烈士纪念日”，黄先生做的雕塑于嘉善泗洲公园落成，以此悼念嘉善阻击战中英勇牺牲的128师官兵；他创作的《鸡连长纪事》一文，铭刻在基座上，向人们讲述着英雄的往事。黄先生在文末写道：“流光倏忽，七十七年过去，‘鸡连长’从未有人提起。肃立烈士墓前，往事历历在目，不胜哀念之至。敬塑‘鸡连长’于烈士之侧，以作历史语余。”
2011年11月下旬的一天，黄永玉先生在女儿黄黑妮及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辉的陪同下，到绍兴、杭州游览。李辉是我多年的好友，得知黄先生来浙江，我和原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的鲍社长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接，有幸一睹黄先生幽默、睿智的风采。
黄先生已经八十七岁了，但他精神矍铄，步履轻盈。虽然是初次见面，却没有一点违和感，接上他们，我们一起乘车去往绍兴。
知晓黄先生的大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我在浙江电视台工作，“周末版”的读书栏目“三味书屋”派出几位年轻记者，到北京采访文化名人。在李辉的帮助下，他们采访了黄先生，还给我带来黄先生的签名本，书中有一句非常幽默的话：“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我印象深刻。
很快，我们到达绍兴城区。因为事先与绍兴电视台的黄台长联系过，我们直接去绍兴饭店，绍兴市委宣传部和绍兴电视台的领导已经在饭店等候。没过多久，《文汇报》的周毅也从上海专程赶来与我们同行，她是研究黄永玉的专家。
晚上，绍兴的朋友宴请黄先生一行，吃完饭，我们便到黄先生的房间聊天。黄先生的兴致很高，看朋友坐在对面，忽然来了创作冲动，拿起茶几上的便签画了一幅肖像速写。大家一看，都笑了，人物特点抓得极准，惟妙惟肖。
夜深了，我和鲍社长因为第二天有其他工作，先行告辞，返回杭州。后来我听朋友说，黄先生的绍兴之行十分精彩，不仅在安昌古镇写生，还到小酒店品尝特色小吃。用餐时，他看见酒店墙上有片若隐若现的水痕，让人拿来墨汁和毛笔，沿着水痕的走向涂涂抹抹。不一会儿，一幅水墨画出现了，众人惊喜异常，成就一段美谈。黄先生只在绍兴住了几天，却十分中意绍兴的风物，甚至计划买房定居！陪同的人连忙摇手，想法才未变成现实。
11月28日，黄先生回到杭州，下榻西湖边的宾馆，那里环境幽静，地方也大，可以随时去外面走走。当晚，我们在“味庄”就餐，或许是有些劳累，黄先生没吃几口，就准备回宾馆休息。可刚刚进房间，他忽然想买西装，去哪家店呢？我们想了半天，建议他去“高大上”的银泰百货看看，黄先生在银泰百货走了一圈，说西装很多，就是没看上眼的。那就去更高档的“西湖天地”再看看吧！西湖天地服装店的西装品质极佳，价格不菲，黄先生看中一款，买了下来。将近晚八点，服装店的人非常热情，说：“我们马上调整一下，随后就把西装送到宾馆。”
黄先生买好西装，似乎完成了一件大事，如释重负。回到房间，他躺在沙发里和我们聊天，朋友无意间提起一些有关他的传闻，黄先生听后笑了，赶忙予以纠正。黄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他知道我研究茅盾、丰子恺、钱君匋等浙江文化名人，我问他认识这些人吗？他说：“我认识茅盾。1950年，茅盾担任文化部部长，为了让我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他带我去找人。茅盾是帮过我的。”我了解到黄先生在香港生活过，问他是否认识香港的沈苇窗先生？他说和沈先生很熟，“沈苇窗是厚道人，他在香港编《大成》杂志，从编辑到印刷再到发行，全是他一个人。当时我们都在香港，每隔七至十天会聚一次，大家聊聊天，很好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九龙与另一位朋友相聚，那位朋友说张大千的不是，沈苇窗和他争论起来，到最后拂袖而去。我对那位朋友说，你怎么这么说话？那位朋友也有点后悔，说自己说话太直，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我又问黄先生：“您和丰子恺先生打过交道吗？”黄先生说：“很可惜，我与许多人无缘交流，其中就包括老舍和丰子恺。开会时，我在会场远远地看见他，但没有交流过。丰子恺这个人，了不起。”黄先生突然沉浸在丰子恺的艺术世界里，进而感慨道：“丰一吟还在上海吧？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哈哈，时间真快……”
提及钱君匋时，黄先生说：“我还欠钱君匋一幅画呢。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一批书画家在北京搞创作，钱君匋也来了，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钱君匋给我刻了一对名章，用的不是寿山石、鸡血石，而是贺兰山上的石头，质地很硬，只能一点一点凿出来，费了好大劲。钱君匋把名章送给我时，希望我给他画幅画，结果我没有画出来。刚想动笔，就被杂事耽误了；有了空闲，又忘得一干二净，等后来再看到钱先生的信，想画也来不及——他已经走了。”
黄先生不仅记忆力好、健谈，细微处的举止，也令我们感动。离开宾馆房间前，他给服务员写了一张条子，压在茶杯下面：“服务员同志，这杯茶，我回来还要喝的，请你不要倒掉，谢谢。”我们看后，真觉得黄先生是一位有趣的老先生。
“西湖天地”的西装还未送来，我们便请黄先生画肖像速写，他一个一个都画了。后来，我把黄先生给我画的肖像速写发给五岁的孙女看，问她“这是谁”？孙女不假思索地说：“是爷爷。”
11月29日晚，我们请黄先生到西湖边的“楼外楼”吃饭，去宾馆接的时间早了些，就在黄先生的房间里聊天。我问黄先生：“之前您来过杭州吗？”黄先生想了想，说：“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接着，他回忆起第一次来杭州时发生的事：“1948年12月的一天，我到《东南日报》找章西厓，不料章西厓有事不在报社，没见到。那是个下雪天，我一脚深一脚浅地从皮市巷走到‘楼外楼’，因为身上没带多少钱，就在楼外楼要了一碗面条。倒胡椒粉的时候，胡椒粉瓶的盖子掉下来，一瓶胡椒粉全倒在面碗里，这怎么得了？一瓶胡椒粉比一碗面还贵，我又没有付胡椒粉的钱，如果楼外楼的人看见我把胡椒粉全倒在面里，要我赔偿怎么办？我赶快把空胡椒粉瓶悄悄推到另一张桌子上，然后慢悠悠地把那碗面吃了。”说到这儿，黄先生取出宾馆的空白信纸，忆写楼外楼的旧景，连店里的桌子都画出来了。见我喜欢这幅草图，他对我说：“你拿着吧。”顺手就递给我了。
到楼外楼时，太阳还未下山，大家不着急用餐，坐在楼外楼门口面朝西湖的长椅上，一边赏秋，一边说话。黄先生捡起一片刚从梧桐树上飘下来的叶子，拂去灰尘，从口袋里掏出笔，在上面写了首诗，送给同行的朋友。
第二天见到黄先生时，我又进一步问起章西厓的情况。黄先生说：“起初章西厓在《东南日报》当编辑，后来到中美合作所工作了一段时间，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特务，批得很惨。章西厓在上海的出版社工作时，因为给胡风的作品设计过封面，遭了大罪……”黄先生是个非常念旧的人，在杭州期间，他和我们聊起往昔的一些朋友，言语间充满怀念和同情。
过了一年半载，李辉给我打电话，说黄先生十分想念年轻时遇到的那些湘军兄弟，还有和他朝夕相处的“鸡连长”！黄先生说他小时候就跟湘军在一起，后来那些湘军兄弟开赴沪上抗日，在嘉善县阻击日军时，他熟悉的一个连全部为国捐躯，鲜血染红了一条河。“嘉善阻击战”诠释了中国军人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永载史册。新中国成立后，嘉善县为这些来自湘西的抗日英雄建了纪念园，李辉说，黄先生准备做一个“鸡连长”的雕塑，送给嘉善。
听闻此事，我连忙和嘉善县联系，请他们安排接待事宜。2013年10月26日，在嘉善县委姚书记和党史办档案馆的同志的陪同下，黄先生来到泗洲公园，在抗日嘉善阻击战纪念碑前献花，而后神情肃穆地瞻仰纪念碑及墙上的浮雕。许久，黄先生才转过身，告诉我们这些牺牲的抗日英雄都是湘西人，自己小时候和他们非常熟悉，甚至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连烧饭的炊事员，都是他的好友。当时，128师师部的主厨刘四宝养了一只芦花大公鸡，这只大公鸡“高一米有余，性格自由孤傲，晨昏不论，随意打鸣。声如驴吼，且脾气凶恶，见猪狗或生人走近厨房则拍翅直追，穷啄不舍，如仇对敌寇”，师长顾家齐戏称其为“鸡连长”。黄先生时常逗“鸡连长”玩，“鸡连长”特别懂事。后来连队换防，厨师不忍杀掉这只大公鸡，便带着它行军。全面抗战爆发后，128师奉命开赴前线，来到上海附近的嘉善县，随即经历了残酷的阻击战，近乎全军覆没。他这次来嘉善，就是想做一个“鸡连长”的雕塑，永远陪伴那些长眠他乡的湘军兄弟。
那天，在姚书记的陪同下，黄先生还去嘉善县档案馆详细了解嘉善阻击战的情况，一本本发黄的历史资料，让他十分感慨，他仿佛与那些湘军兄弟又一次相见。善解人意的姚书记请档案馆的同志复制了一套，送给黄先生。黄先生说这次凭吊抗战英雄，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但他还有另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将雕塑做好，送到嘉善。
2014年9月30日是首个“中国烈士纪念日”，黄先生做的雕塑于嘉善泗洲公园落成，以此悼念嘉善阻击战中英勇牺牲的128师官兵；他创作的《鸡连长纪事》一文，铭刻在基座上，向人们讲述着英雄的往事。黄先生在文末写道：“流光倏忽，七十七年过去，‘鸡连长’从未有人提起。肃立烈士墓前，往事历历在目，不胜哀念之至。敬塑‘鸡连长’于烈士之侧，以作历史语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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