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宇宏开壮帝都,碧天突起玉浮图。夜深石鼎香烟净,万里风清明月孤。”
这首赞美白塔(即元代万安寺白塔,该寺在明代称妙应寺,俗称白塔寺,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的诗,出自明人杨四知。后两句写夜宿妙应寺感受,前两句写白塔壮观。
万安寺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8年后建成,距今近750年,塔高50.9米,占地810平方米,是北京现存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覆钵式塔,与元大都并称“金城玉塔”。
元世祖忽必烈独尊藏传佛教,他当藩王时,已拜八思巴为师,上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为国策。
忽必烈亲自选定塔址(原址是辽代永安寺遗址,建于寿昌二年,即1006年,后毁于战火,明代有人误以为白塔是辽代建筑),以“恒虑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为基,莫如起塔,冀神龙之扶护,资社稷之久长”,特别强调“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
据《元史》,元世祖时,每年佛事“仅百有二”,到元英宗大德七年(1303年),达五百余次。据学者王启龙钩沉,已是“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即法会)。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凡帝后驾崩,佛事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为祀”,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白塔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一朝兴亡、成由节俭败由奢的见证。
忽必烈颇信法术
元朝宗教政策开放,主张兼收并蓄,圣旨称:“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即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大师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伊斯兰教徒)根底密昔吉(清真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地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赋税徭役),休交出者……我每(们)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
天主教方济各会士若望·蒙高维诺于1293年到元大都,忽必烈允其在京建三座教堂,收信徒6000余人,他称:“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迈耳或指英里,2.5迈耳约4公里),盖汗八里城(即北京,源自突厥语)大,莫与比拟也。”
忽必烈为何后来独尊藏传佛教?
从信仰看,藏传佛教重法术,与萨满相通。元人信萨满,“浑厚真淳之气,粹然古初”,学者李文泰在《喇嘛“斗法”考》中称:“成吉思汗每有征伐大事,会亲自登上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向长生天祈祷求助,如在出征花剌子模之前,他不吃不喝在山上进行了三天三夜的祈祷。”
忽必烈颇信法术,马可·波罗记,元大都的基督徒曾劝忽必烈改信,忽必烈却说:“汝辈欲我为基督教徒,特未解我心。此国之基督教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至若偶像教徒(指藏传佛教的修炼者)则能为所欲为。我坐于席时,置于中庭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之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汝辈谅已知之……我若铸此大错,此辈不难将我处死。”
此外,从管理看,多教派并重曾造成混乱。
八思巴三岁扬名
谈到曾经的混乱,不能不提八思巴,他是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据学者陈庆英的《帝师八思巴传》,1235年,八思巴生于西藏,本名罗追坚参,属萨迦款氏家族,伯父萨迦班智达是著名学者,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首领。
据《萨迦世系史》:“八思巴三岁时,能记诵莲花修法等,众人惊异,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由此名声远扬,故通称其名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童)。八岁时能记诵佛本生经。九岁时,当萨迦班智达举行预备法会时,八思巴说《喜金刚续第二品》,因其能在法会上说法,大众惊异,众学者也抛弃傲慢之心而听受。”
蒙古灭西夏后,窝阔台将大部分地区赐给二儿子阔端,阔端手下进军青藏,“精通教法”的萨迦班智达作为代表,到凉州(今属甘肃武威)与阔端会盟。1244年,发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斯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是捍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文献。
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弟弟恰那多吉(1239年—1267年)陪萨迦班智达北上,恰那多吉后娶阔端之女墨卡顿公主,受封“白兰王”。
1251年,蒙哥继位,拖雷系主导政局,窝阔台系被压制。因阔端、萨迦班智达先后去世,本由阔端统领、萨迦班智达执行的体系一分为四,由拖雷系的四位王子统领,即学者董莉英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与衰亡》中所说:“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举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噶举派。四位王子分别管辖各个万户。”纷争不断。
与忽必烈结盟
17岁时,八思巴“学完了法主(指萨迦班智达)所传授的一切教法……于是将自己的法螺及化缘钵传给他”。1253年夏,忽必烈率军至六盘山(今属宁夏固原),准备转道藏区攻云南,招八思巴问询。
据学者魏曙光钩沉,宋金对峙百年,边界地区已“严重军事化”,汉人地主招集部曲,据险自守。据拉施特《史集》:“忽必烈遂行,命探进兵南家思(即南宋)诸道路。南家思诸国王知之,乃于诸道路所经之处,绝除粮食。”因蒙哥派牙老瓦赤等人管控财务,忽必烈难施展。
忽必烈想征云南,夺取粮草,让八思巴沿途征粮,被拒:“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不快,八思巴请辞:“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忽必烈赌气说:“可以回去。”
忽必烈的王妃察必立刻出来说:“这样的僧人实为稀有……请不要让这些僧人回吐蕃。”《元史》称察必“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兴有力焉”,是忽必烈夺权的重要帮手。据学者刘青松、刘瑾钩沉,四怯薛官(元朝的禁卫军)曾奏请忽必烈,毁京城周围庄稼牧马,忽必烈同意,察必立刻责问汉人谋士刘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忽必烈默然,撤销了决定。
在察必请求下,八思巴同意为二人施密法灌顶仪式,按规定,八思巴须在上座,忽必烈不愿意,又是察必提出折衷意见:“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坐上首,皇子、驸马、官员、百姓聚会时。恐不能震摄,由皇帝坐上首。”
经察必斡旋,八思巴与忽必烈结盟。
“斗法”战胜噶玛拔希
很可能是在八思巴的指点下,忽必烈大军顺利夺取云南,却未能得到粮草。据魏曙光钩沉,此次出征还要靠赛典赤(拖雷家臣,对云南开发做出巨大贡献)暗中资助,不久,蒙哥借口忽必烈患病,解除了他的兵权。
忽必烈进军云南半路,八思巴返回凉州,不久又入汉地,追随忽必烈,参与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举行的忽里勒台大会(即诸王大会)上被推为大汗,回京后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
据学者李文泰钩沉,八思巴当国师,一因在“斗法”中战胜噶玛拔希,二因跟对了忽必烈。
据《西藏王臣记》,噶玛拔希表演了水遁(即入水不见)、空中飞行、足践坚石留下足印等,忽必烈称“确是占了上风”,但八思巴让取剑来,自剁下胳膊和腿,成五段,加持成五方五佛等,忽必烈及众臣“看到有砍切肢体时流出的鲜血,产生畏惧,大声祈请上师收法”。噶玛拔希落败后,投奔蒙哥。
八思巴可能采取魔术技巧,忽必烈信以为真,据马可·波罗记:“大汗在其都城大宫之内,坐于席前。席高八肘,位于廷中。其饮盏相距至少有十步之远……此辈巫师巫术之精,大汗欲饮酒时,致能作术使饮盏自就汗前,不用人力。此事常见之,见之者不只万人。”
因相信法术,忽必烈几次主持佛道争论,竟“令张天师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试之于火,皆求哀请命。自称伪妄,不敢试验”。遂下令:“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为三圣,斯言妄矣……自今以后,三教图像不得与佛齐列。”
推荐阿尼哥修白塔
八思巴任国师后,贡献甚多。
首先是建藏区统一行政体制,严守察必当年约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项因上师心慈,难却别人之情,不能镇国,故大师不必过问。”
其次是创八思巴字。蒙古早期无文字,《黑鞑事略》称:“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国。”成吉思汗擒太阳汗塔塔统阿后,让他传授用古维吾尔字记蒙语的技巧,当时蒙古也用汉语与金国往来,八思巴则用藏文字母和梵文字母,创蒙古字,可“译写一切文字”,后因元朝灭亡而渐废。
其三是推荐阿尼哥修白塔。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元史》称他“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阿尼哥到西藏建黄金塔,塔成后,八思巴收他为徒,带到元大都。忽必烈让阿尼哥修宋室留下的针灸铜人,竟成功,皇家工匠们惊叹:“天巧,非人所及也。”此后“凡两京(大都、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
阿尼哥共建“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万安寺白塔是代表作,忽必烈下诏让他还俗,派人到尼泊尔给他找妻子,共10妻,有14子女,逝后按尼泊尔风俗,火化后葬在当时的宛平县香山冈子原,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阿尼哥的弟子中,有名塑手刘元(又称刘銮),北京刘兰塑胡同原大庆观中神像即刘元所塑。
佛事花销越来越大
公元1280年,八思巴圆寂,元世祖赐尊号,竟多达38字。
八思巴参与了灭宋战争等,既出谋划策、推荐人才,又做过具体工作。《拔思发行状》称:“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成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
遗憾的是,元初尚“以儒术饰治”,后则“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仅《元史》列出名称的即30多种,皇帝登基前,要“先受佛戒九次”。
据学者王启龙的《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天历二年(1329年),“佛事岁费,以今较旧增多金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这只是“增多”部分,加上原数,至少是此数的两倍。大德二年(1298年)国家稳定时,岁入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如此算来,每年佛事花销超岁入十分之一。这还没算修佛寺、养信徒等费用。
元初,在八思巴帮助下,健全驿站制度。可后来僧人“往往以赴京为辞,任意来往”,甚至长途贩运经商,“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
各寺庙还暗中经商,“上都、大都在先钦奉圣旨拨赐与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出办钱物”,本文开篇诗,即杨四知的住店记录,可见明朝仍如此。正如王启龙所说:“到了顺帝时期,经济衰颓,国本丧基,国之将亡!”
巍巍白塔留下的教训,值得重视。
“梵宇宏开壮帝都,碧天突起玉浮图。夜深石鼎香烟净,万里风清明月孤。”
这首赞美白塔(即元代万安寺白塔,该寺在明代称妙应寺,俗称白塔寺,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171号)的诗,出自明人杨四知。后两句写夜宿妙应寺感受,前两句写白塔壮观。
万安寺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8年后建成,距今近750年,塔高50.9米,占地810平方米,是北京现存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覆钵式塔,与元大都并称“金城玉塔”。
元世祖忽必烈独尊藏传佛教,他当藩王时,已拜八思巴为师,上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定“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为国策。
忽必烈亲自选定塔址(原址是辽代永安寺遗址,建于寿昌二年,即1006年,后毁于战火,明代有人误以为白塔是辽代建筑),以“恒虑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为基,莫如起塔,冀神龙之扶护,资社稷之久长”,特别强调“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
据《元史》,元世祖时,每年佛事“仅百有二”,到元英宗大德七年(1303年),达五百余次。据学者王启龙钩沉,已是“凡大婚、出行,凡百兴作,无不受戒,亦无不作好事(即法会)。凡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均须番僧佛事祈祷。凡帝后驾崩,佛事斋僧既竣,乃奉祀御容于喇嘛寺,塑影堂为祀”,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白塔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一朝兴亡、成由节俭败由奢的见证。
忽必烈颇信法术
元朝宗教政策开放,主张兼收并蓄,圣旨称:“和尚根底寺,也立乔(即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大师根底胡木剌(修道院),先生(道士)根底观院,达失蛮(伊斯兰教徒)根底密昔吉(清真寺),那的每引头儿拜天地人,不得俗人骚扰,不拣甚么差发(赋税徭役),休交出者……我每(们)名字里,交祝寿念经者。”
天主教方济各会士若望·蒙高维诺于1293年到元大都,忽必烈允其在京建三座教堂,收信徒6000余人,他称:“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迈耳或指英里,2.5迈耳约4公里),盖汗八里城(即北京,源自突厥语)大,莫与比拟也。”
忽必烈为何后来独尊藏传佛教?
从信仰看,藏传佛教重法术,与萨满相通。元人信萨满,“浑厚真淳之气,粹然古初”,学者李文泰在《喇嘛“斗法”考》中称:“成吉思汗每有征伐大事,会亲自登上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向长生天祈祷求助,如在出征花剌子模之前,他不吃不喝在山上进行了三天三夜的祈祷。”
忽必烈颇信法术,马可·波罗记,元大都的基督徒曾劝忽必烈改信,忽必烈却说:“汝辈欲我为基督教徒,特未解我心。此国之基督教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至若偶像教徒(指藏传佛教的修炼者)则能为所欲为。我坐于席时,置于中庭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之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汝辈谅已知之……我若铸此大错,此辈不难将我处死。”
此外,从管理看,多教派并重曾造成混乱。
八思巴三岁扬名
谈到曾经的混乱,不能不提八思巴,他是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据学者陈庆英的《帝师八思巴传》,1235年,八思巴生于西藏,本名罗追坚参,属萨迦款氏家族,伯父萨迦班智达是著名学者,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首领。
据《萨迦世系史》:“八思巴三岁时,能记诵莲花修法等,众人惊异,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由此名声远扬,故通称其名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童)。八岁时能记诵佛本生经。九岁时,当萨迦班智达举行预备法会时,八思巴说《喜金刚续第二品》,因其能在法会上说法,大众惊异,众学者也抛弃傲慢之心而听受。”
蒙古灭西夏后,窝阔台将大部分地区赐给二儿子阔端,阔端手下进军青藏,“精通教法”的萨迦班智达作为代表,到凉州(今属甘肃武威)与阔端会盟。1244年,发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斯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是捍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文献。
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弟弟恰那多吉(1239年—1267年)陪萨迦班智达北上,恰那多吉后娶阔端之女墨卡顿公主,受封“白兰王”。
1251年,蒙哥继位,拖雷系主导政局,窝阔台系被压制。因阔端、萨迦班智达先后去世,本由阔端统领、萨迦班智达执行的体系一分为四,由拖雷系的四位王子统领,即学者董莉英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与衰亡》中所说:“由蒙哥汗管理止贡派;忽必烈管理蔡巴噶举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理达垅噶举派。四位王子分别管辖各个万户。”纷争不断。
与忽必烈结盟
17岁时,八思巴“学完了法主(指萨迦班智达)所传授的一切教法……于是将自己的法螺及化缘钵传给他”。1253年夏,忽必烈率军至六盘山(今属宁夏固原),准备转道藏区攻云南,招八思巴问询。
据学者魏曙光钩沉,宋金对峙百年,边界地区已“严重军事化”,汉人地主招集部曲,据险自守。据拉施特《史集》:“忽必烈遂行,命探进兵南家思(即南宋)诸道路。南家思诸国王知之,乃于诸道路所经之处,绝除粮食。”因蒙哥派牙老瓦赤等人管控财务,忽必烈难施展。
忽必烈想征云南,夺取粮草,让八思巴沿途征粮,被拒:“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不快,八思巴请辞:“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忽必烈赌气说:“可以回去。”
忽必烈的王妃察必立刻出来说:“这样的僧人实为稀有……请不要让这些僧人回吐蕃。”《元史》称察必“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兴有力焉”,是忽必烈夺权的重要帮手。据学者刘青松、刘瑾钩沉,四怯薛官(元朝的禁卫军)曾奏请忽必烈,毁京城周围庄稼牧马,忽必烈同意,察必立刻责问汉人谋士刘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忽必烈默然,撤销了决定。
在察必请求下,八思巴同意为二人施密法灌顶仪式,按规定,八思巴须在上座,忽必烈不愿意,又是察必提出折衷意见:“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坐上首,皇子、驸马、官员、百姓聚会时。恐不能震摄,由皇帝坐上首。”
经察必斡旋,八思巴与忽必烈结盟。
“斗法”战胜噶玛拔希
很可能是在八思巴的指点下,忽必烈大军顺利夺取云南,却未能得到粮草。据魏曙光钩沉,此次出征还要靠赛典赤(拖雷家臣,对云南开发做出巨大贡献)暗中资助,不久,蒙哥借口忽必烈患病,解除了他的兵权。
忽必烈进军云南半路,八思巴返回凉州,不久又入汉地,追随忽必烈,参与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举行的忽里勒台大会(即诸王大会)上被推为大汗,回京后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
据学者李文泰钩沉,八思巴当国师,一因在“斗法”中战胜噶玛拔希,二因跟对了忽必烈。
据《西藏王臣记》,噶玛拔希表演了水遁(即入水不见)、空中飞行、足践坚石留下足印等,忽必烈称“确是占了上风”,但八思巴让取剑来,自剁下胳膊和腿,成五段,加持成五方五佛等,忽必烈及众臣“看到有砍切肢体时流出的鲜血,产生畏惧,大声祈请上师收法”。噶玛拔希落败后,投奔蒙哥。
八思巴可能采取魔术技巧,忽必烈信以为真,据马可·波罗记:“大汗在其都城大宫之内,坐于席前。席高八肘,位于廷中。其饮盏相距至少有十步之远……此辈巫师巫术之精,大汗欲饮酒时,致能作术使饮盏自就汗前,不用人力。此事常见之,见之者不只万人。”
因相信法术,忽必烈几次主持佛道争论,竟“令张天师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试之于火,皆求哀请命。自称伪妄,不敢试验”。遂下令:“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为三圣,斯言妄矣……自今以后,三教图像不得与佛齐列。”
推荐阿尼哥修白塔
八思巴任国师后,贡献甚多。
首先是建藏区统一行政体制,严守察必当年约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项因上师心慈,难却别人之情,不能镇国,故大师不必过问。”
其次是创八思巴字。蒙古早期无文字,《黑鞑事略》称:“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虽无字书,自可立国。”成吉思汗擒太阳汗塔塔统阿后,让他传授用古维吾尔字记蒙语的技巧,当时蒙古也用汉语与金国往来,八思巴则用藏文字母和梵文字母,创蒙古字,可“译写一切文字”,后因元朝灭亡而渐废。
其三是推荐阿尼哥修白塔。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元史》称他“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阿尼哥到西藏建黄金塔,塔成后,八思巴收他为徒,带到元大都。忽必烈让阿尼哥修宋室留下的针灸铜人,竟成功,皇家工匠们惊叹:“天巧,非人所及也。”此后“凡两京(大都、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
阿尼哥共建“塔三,大寺九,祠祀二,道宫一”,万安寺白塔是代表作,忽必烈下诏让他还俗,派人到尼泊尔给他找妻子,共10妻,有14子女,逝后按尼泊尔风俗,火化后葬在当时的宛平县香山冈子原,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阿尼哥的弟子中,有名塑手刘元(又称刘銮),北京刘兰塑胡同原大庆观中神像即刘元所塑。
佛事花销越来越大
公元1280年,八思巴圆寂,元世祖赐尊号,竟多达38字。
八思巴参与了灭宋战争等,既出谋划策、推荐人才,又做过具体工作。《拔思发行状》称:“时则天兵飞渡长江,竟成一统,虽主圣臣贤所致,亦师阴相之力也。”
遗憾的是,元初尚“以儒术饰治”,后则“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仅《元史》列出名称的即30多种,皇帝登基前,要“先受佛戒九次”。
据学者王启龙的《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天历二年(1329年),“佛事岁费,以今较旧增多金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钞五万六千二百锭、币帛三万四千余匹”,这只是“增多”部分,加上原数,至少是此数的两倍。大德二年(1298年)国家稳定时,岁入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如此算来,每年佛事花销超岁入十分之一。这还没算修佛寺、养信徒等费用。
元初,在八思巴帮助下,健全驿站制度。可后来僧人“往往以赴京为辞,任意来往”,甚至长途贩运经商,“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
各寺庙还暗中经商,“上都、大都在先钦奉圣旨拨赐与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出办钱物”,本文开篇诗,即杨四知的住店记录,可见明朝仍如此。正如王启龙所说:“到了顺帝时期,经济衰颓,国本丧基,国之将亡!”
巍巍白塔留下的教训,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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