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今年迎来90岁大寿。近日，他来到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畅叙“我与清史研究”。在对谈中，阎崇年先生就自己如何走上清史研究的道路，学术研究中专与博的关系，以及为人与治学等话题畅谈了自己的经验与心得。这也是阎崇年先生首次在讲座中系统地回顾自己研究清史的历程。
阎崇年先生从事清史研究超过一甲子，他长期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前些年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讲学备受全国观众欢迎，近年在三联书店出版了《阎崇年史学论集》（清史卷、燕史卷、满学卷，2023）、《森林帝国》（2018）、《御窑千年》（2017）等著作，既有扎实的学术成果，也拥有颇高的人气。
慎始善终
开启60多年清史研究
阎崇年介绍，自己最开始的志向是研究先秦史，后来经历了杨向奎、白寿彝两位名家的指点，才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阎崇年说，自己受到北师大历史系杨钊教授的影响，毕业以后对先秦史有兴趣，钻研了三年，并写出了一些文章。中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看后一方面鼓励阎崇年，认可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告诉阎崇年应该发挥身居北京的优势，充分利用北京的明清宫廷档案，研究当时少有人涉足的清史。阎崇年说自己听了杨向奎先生的意见受到了很大刺激，认真思考了一个月到底应该做什么，然后才下定决心从事清史研究。尽管这是1963年发生的事情，但阎崇年先生说起来依然记忆犹新——花了一个月时间思考，从事超过六十多年的研究，阎崇年把这样的经历称为“慎始善终”，他也鼓励现在的年轻人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事业。
独上高楼
二十年心血写成《努尔哈赤传》
下定决心从事清史研究后，阎崇年先以康熙帝作为切入口，但始终感觉不得要领，对八旗制度、满族的基本问题搞不清楚。在迷茫之中，白寿彝先生告诉阎崇年，研究清史要从根源上入手，就是去研究清朝开国的历史。由此，阎崇年走上了研究努尔哈赤的道路。
从1963年到1973年，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写成了一篇关于努尔哈赤的论文。阎崇年回忆，“我把文章给白寿彝先生看，他告诉我当时还没有人写《努尔哈赤传》出书，我又做了整理和补充，才在1983年出版了这本书。”
“从研究努尔哈赤到出书，前后整整花了二十年。我敢说一句话，跟努尔哈赤有关的各种资料，中国明朝的材料、中国清朝的材料、朝鲜的材料、日本的材料、汉文材料、满文材料……我都见过，也体会到了王国维所谓做学问的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以说每研究一个问题，要望尽一次路，如此不断地望尽天涯路，不断地前进。”这部花费二十年心血写成的《努尔哈赤传》，是全世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努尔哈赤的学术传记。不仅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美国、日本学界也相当重视此书，在全世界清史研究领域奠定了阎崇年先生的学术地位。
史学研究
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
阎崇年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超过六十年，在他看来研究历史最困难的，是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举个例子，北京昌平区有个‘平西府’，相传是吴三桂的府邸。在当地的村子里也确实有座铜井，井盖还铸有龙纹。但老北京有句话，‘二环以外无王府。’为什么五环外的昌平出了个王府？我翻了能翻到的许多汉文资料，并没有相关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阎崇年去查满文资料。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记载了一则奏报康熙帝的御批奏折，详细记录了行宫城池、房屋、游廊等数量，正好与昌平“平西府”一带发现的城墙和护城河等遗址相吻合。此后，他又和其他专家一起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奏折中，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关于兴建行宫王府的开工奏折，地点正是前述“平西府”所在地。结合其他史料，阎崇年论断，“平西府”其实与吴三桂无关，而是康熙兴建的郑家庄行宫、王府。从开始考证到最后公布结果，总计花费了一年多时间。
人文考据
著作学术界首部森林帝国史
在阎崇年看来历史是人文科学，考据之外还要更多了解实际， “从2004年到现在，这二十年间，我一方面读书，一方面走路，这个收获是在书斋里学不到的。我算了一下，从咱们国家最北端的漠河、黑河，最南端的三沙市，再从最东边的滨海之都日照，到最西边口岸城市霍尔果斯，我都去过。”
通过考察，阎崇年发现满族的祖先并不属于“草原文化”而是生活在“森林文化”体系。“大家如果去过呼伦贝尔，站在那儿一看，天似穹庐，一望无际都是大草原，找棵树都很困难。但东北是森林，不是草原。我从山海关向北穿过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一直到黑河，到哈巴罗夫斯克，满目都是森林，森林蔽天，不见日月……东北是森林文化，不是草原文化。东北的林海雪原怎么放牧牛羊？满族是狩猎民族，打猎飞禽走兽，骑射是他们祖先的文化。而从满洲人渔猎经济的围猎方式中，逐渐孕育出‘统合’意识，并运用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统合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人群为一体，建立八旗制度，以满洲、漠南蒙古和部分汉人的三股力量问鼎中原，建立清帝国，并维持了268年之久。”
阎崇年据此撰写了原创学术专著《森林帝国》。2018年该书在三联书店出版，被称为是阎崇年给学术界贡献的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第一部森林帝国史。
研究要诀
追求“约-博-通”
在阎崇年先生回顾了自己从事清史研究的经历后，宋志军谈到阎崇年先生还研究满学、北京史，并请阎崇年讲讲学术研究中专与博的关系。
阎崇年结合自己的经历表示，博要建立在专的基础上，和专应该是交叉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阎崇年需要撰写北京史的相关论文。他结合自己对清朝开国史的积累，选定了袁崇焕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袁崇焕刚好处于明史、清史、北京史的交叉地带，便于他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阎崇年表示，从此之后他的许多研究都是立足明史、清史、北京史的结合处。
阎崇年还表示，自己立足于清朝开国史的研究，最后能贯通理解整个清史，背后的要诀是追求“约-博-通”。把一个小小的点掌握扎实，然后吸收大量的材料，经过沉淀、积累，上升一个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华。只有长期从事一项事业才能实现“约-博-通”，有太多人因为半途而废而不能把工作做“通”。
阎崇年先生表示自己已经90岁了，体力虽然不比年轻的时候，但一周七天每天都在工作。他希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拿出更多成果和大家分享。
阎崇年把对待事业的态度归纳为“敬、诚、淡、静”四个字。他把“敬”排在第一位，他说“敬就是爱，如果不用敬字对待自己的专业，就不能入其门”。第二是“诚”，历史就是要求真，而“诚”是求真的基础。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后是“静”，只有“静”，才能把一个领域做长久。他鼓励年轻人要静下心做事，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再笨也会做出一点成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今年迎来90岁大寿。近日，他来到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畅叙“我与清史研究”。在对谈中，阎崇年先生就自己如何走上清史研究的道路，学术研究中专与博的关系，以及为人与治学等话题畅谈了自己的经验与心得。这也是阎崇年先生首次在讲座中系统地回顾自己研究清史的历程。
阎崇年先生从事清史研究超过一甲子，他长期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前些年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讲学备受全国观众欢迎，近年在三联书店出版了《阎崇年史学论集》（清史卷、燕史卷、满学卷，2023）、《森林帝国》（2018）、《御窑千年》（2017）等著作，既有扎实的学术成果，也拥有颇高的人气。
慎始善终
开启60多年清史研究
阎崇年介绍，自己最开始的志向是研究先秦史，后来经历了杨向奎、白寿彝两位名家的指点，才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阎崇年说，自己受到北师大历史系杨钊教授的影响，毕业以后对先秦史有兴趣，钻研了三年，并写出了一些文章。中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看后一方面鼓励阎崇年，认可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告诉阎崇年应该发挥身居北京的优势，充分利用北京的明清宫廷档案，研究当时少有人涉足的清史。阎崇年说自己听了杨向奎先生的意见受到了很大刺激，认真思考了一个月到底应该做什么，然后才下定决心从事清史研究。尽管这是1963年发生的事情，但阎崇年先生说起来依然记忆犹新——花了一个月时间思考，从事超过六十多年的研究，阎崇年把这样的经历称为“慎始善终”，他也鼓励现在的年轻人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事业。
独上高楼
二十年心血写成《努尔哈赤传》
下定决心从事清史研究后，阎崇年先以康熙帝作为切入口，但始终感觉不得要领，对八旗制度、满族的基本问题搞不清楚。在迷茫之中，白寿彝先生告诉阎崇年，研究清史要从根源上入手，就是去研究清朝开国的历史。由此，阎崇年走上了研究努尔哈赤的道路。
从1963年到1973年，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写成了一篇关于努尔哈赤的论文。阎崇年回忆，“我把文章给白寿彝先生看，他告诉我当时还没有人写《努尔哈赤传》出书，我又做了整理和补充，才在1983年出版了这本书。”
“从研究努尔哈赤到出书，前后整整花了二十年。我敢说一句话，跟努尔哈赤有关的各种资料，中国明朝的材料、中国清朝的材料、朝鲜的材料、日本的材料、汉文材料、满文材料……我都见过，也体会到了王国维所谓做学问的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以说每研究一个问题，要望尽一次路，如此不断地望尽天涯路，不断地前进。”这部花费二十年心血写成的《努尔哈赤传》，是全世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努尔哈赤的学术传记。不仅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美国、日本学界也相当重视此书，在全世界清史研究领域奠定了阎崇年先生的学术地位。
史学研究
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
阎崇年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超过六十年，在他看来研究历史最困难的，是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举个例子，北京昌平区有个‘平西府’，相传是吴三桂的府邸。在当地的村子里也确实有座铜井，井盖还铸有龙纹。但老北京有句话，‘二环以外无王府。’为什么五环外的昌平出了个王府？我翻了能翻到的许多汉文资料，并没有相关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阎崇年去查满文资料。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记载了一则奏报康熙帝的御批奏折，详细记录了行宫城池、房屋、游廊等数量，正好与昌平“平西府”一带发现的城墙和护城河等遗址相吻合。此后，他又和其他专家一起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奏折中，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关于兴建行宫王府的开工奏折，地点正是前述“平西府”所在地。结合其他史料，阎崇年论断，“平西府”其实与吴三桂无关，而是康熙兴建的郑家庄行宫、王府。从开始考证到最后公布结果，总计花费了一年多时间。
人文考据
著作学术界首部森林帝国史
在阎崇年看来历史是人文科学，考据之外还要更多了解实际， “从2004年到现在，这二十年间，我一方面读书，一方面走路，这个收获是在书斋里学不到的。我算了一下，从咱们国家最北端的漠河、黑河，最南端的三沙市，再从最东边的滨海之都日照，到最西边口岸城市霍尔果斯，我都去过。”
通过考察，阎崇年发现满族的祖先并不属于“草原文化”而是生活在“森林文化”体系。“大家如果去过呼伦贝尔，站在那儿一看，天似穹庐，一望无际都是大草原，找棵树都很困难。但东北是森林，不是草原。我从山海关向北穿过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一直到黑河，到哈巴罗夫斯克，满目都是森林，森林蔽天，不见日月……东北是森林文化，不是草原文化。东北的林海雪原怎么放牧牛羊？满族是狩猎民族，打猎飞禽走兽，骑射是他们祖先的文化。而从满洲人渔猎经济的围猎方式中，逐渐孕育出‘统合’意识，并运用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统合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人群为一体，建立八旗制度，以满洲、漠南蒙古和部分汉人的三股力量问鼎中原，建立清帝国，并维持了268年之久。”
阎崇年据此撰写了原创学术专著《森林帝国》。2018年该书在三联书店出版，被称为是阎崇年给学术界贡献的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第一部森林帝国史。
研究要诀
追求“约-博-通”
在阎崇年先生回顾了自己从事清史研究的经历后，宋志军谈到阎崇年先生还研究满学、北京史，并请阎崇年讲讲学术研究中专与博的关系。
阎崇年结合自己的经历表示，博要建立在专的基础上，和专应该是交叉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阎崇年需要撰写北京史的相关论文。他结合自己对清朝开国史的积累，选定了袁崇焕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袁崇焕刚好处于明史、清史、北京史的交叉地带，便于他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阎崇年表示，从此之后他的许多研究都是立足明史、清史、北京史的结合处。
阎崇年还表示，自己立足于清朝开国史的研究，最后能贯通理解整个清史，背后的要诀是追求“约-博-通”。把一个小小的点掌握扎实，然后吸收大量的材料，经过沉淀、积累，上升一个境界，最后剩下的才是精华。只有长期从事一项事业才能实现“约-博-通”，有太多人因为半途而废而不能把工作做“通”。
阎崇年先生表示自己已经90岁了，体力虽然不比年轻的时候，但一周七天每天都在工作。他希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拿出更多成果和大家分享。
阎崇年把对待事业的态度归纳为“敬、诚、淡、静”四个字。他把“敬”排在第一位，他说“敬就是爱，如果不用敬字对待自己的专业，就不能入其门”。第二是“诚”，历史就是要求真，而“诚”是求真的基础。第三是“淡”，要淡泊名利，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最后是“静”，只有“静”，才能把一个领域做长久。他鼓励年轻人要静下心做事，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再笨也会做出一点成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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