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吐鲁番，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中西文化在此交汇，留下了丰富的文书文物遗存。与敦煌学已成国际显学相比，吐鲁番学可谓方兴未艾。一代代学人不辍耕耘，努力使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近期，《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吐鲁番中小型石窟内容总录》《吐鲁番俗字典》等一批吐鲁番学研究成果在沪出版，让更多人关注到古丝路上的另一颗明珠。
以物论史：刊布第一手文献文物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一直以来，“敦煌吐鲁番”成为拆不开的双胞胎姊妹，被作为书名、刊名、会议名、学会名等等，反复映入我们的眼帘。进入21世纪，旧有资料得到重新整理，新出土文献陆续刊布，对吐鲁番地区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新近在沪出版的一批图书，就体现了这样的发展趋势。
以《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为例，系统收录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于1928年—1930年间在吐鲁番盆地和环塔里木盆地发掘、搜集的中古胡语、汉语文书。汉语文献包括经、小学、子、集、文书等内容；胡语文献则包括历书、经济文书等内容。所有文献均刊布相关图版并转录文字，胡语文书的部分先作拉丁转写，再进行翻译。这些珍贵文献分藏于不同的公藏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诸如“斯坦因文书”“伯希和文库”这样的评价与利用。对它们进行收集整理，统一编号，整合出版，有助于恢复“黄文弼文书”原本的综合体面貌，更为学界进一步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便利。
吐鲁番地处盆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大量的可移动及不可移动文物得以保存下来。除了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这两处大型石窟，吐鲁番现在依然留有13处中小型石窟遗址，现存100余个窟室，保存有壁画者近30个，年代跨南北朝至元末。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中小型石窟内容总录》对各石窟群的石窟作了详细梳理，记录石窟位置、形制、内容与现状，并对其洞窟分布与形制、壁画内容与风格、分期与年代、宗教与地位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以史增信：客观解读钩沉历史
刊布新的第一手文献文物之外，学者们还对其深入解读与挖掘，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特别是中西交流史、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全新视角。比如，作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三十余载吐鲁番学术研究成果的首度集结，《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公布了大批新材料，并结合中古史热门课题，展开宏观与微观的历史探索，全面反映了对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见和对学科发展的前瞻性洞察。“德国、日本、英国、美国、中国……在满世界寻找吐鲁番文献的艰辛历程中，荣老师对文献力求做到尽可能多地掌握，几乎做到了竭泽而渔，由此才能对文献背后隐藏的历史钩沉索引，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客观的解读。”该书责编曾晓红说。
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教授看来，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对数以万计的吐鲁番文书残片，作出某些整体性的把握和判断。例如，汉文化长期在吐鲁番盆地东部的高昌地区占有优势地位。在吐鲁番接受中原王朝直接管理的时期，其行政体制、文书运作、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无不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直接影响。但这些方面往往难以从传世文献的点滴记载得到全面和深刻地认识。该书以吐鲁番出土的典籍和文书为切入点，不仅揭示出汉文儒释道典籍在吐鲁番地区的流行，而且吐鲁番地区的官私文书，也可认为是中原王朝文书行政体制的产物。这无疑体现了中原汉文化与吐鲁番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厚关联。
“读书必先识字”，要利用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对文献进行准确的识读。与敦煌文献出于藏经洞不同，吐鲁番文献来源更为复杂，出于墓葬、寺庙、洞窟遗址等，文献原件残破、字迹漫漶、污损情况严重。加之吐鲁番文献中俗字、别字、错字、借字连篇，书写方法各异，语言雅俗间杂，语境残缺不全，这些都给准确释读造成极大障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红耗费数年之力著成的《吐鲁番俗字典》，广泛搜集近年来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加以整理与研究，以现代工具书的形式，辑录出土文献的原字形，摘录字形所在相应文句，并审慎考辨，图文并茂，实用方便。汉语言文字学专家董志翘表示，这是“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心之作，学术性和应用性兼备，将助力吐鲁番文献的释读、整理，进而推动吐鲁番学研究。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业内人士指出，吐鲁番学研究为中国边疆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共同缔造新疆历史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史实，同时又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了有史可依的正面回应，从而更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随着越来越多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的公布，吐鲁番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期盼更多力量的加入，将其推向新境界。
敦煌与吐鲁番，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中西文化在此交汇，留下了丰富的文书文物遗存。与敦煌学已成国际显学相比，吐鲁番学可谓方兴未艾。一代代学人不辍耕耘，努力使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近期，《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吐鲁番中小型石窟内容总录》《吐鲁番俗字典》等一批吐鲁番学研究成果在沪出版，让更多人关注到古丝路上的另一颗明珠。
以物论史：刊布第一手文献文物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一直以来，“敦煌吐鲁番”成为拆不开的双胞胎姊妹，被作为书名、刊名、会议名、学会名等等，反复映入我们的眼帘。进入21世纪，旧有资料得到重新整理，新出土文献陆续刊布，对吐鲁番地区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新近在沪出版的一批图书，就体现了这样的发展趋势。
以《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为例，系统收录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于1928年—1930年间在吐鲁番盆地和环塔里木盆地发掘、搜集的中古胡语、汉语文书。汉语文献包括经、小学、子、集、文书等内容；胡语文献则包括历书、经济文书等内容。所有文献均刊布相关图版并转录文字，胡语文书的部分先作拉丁转写，再进行翻译。这些珍贵文献分藏于不同的公藏机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诸如“斯坦因文书”“伯希和文库”这样的评价与利用。对它们进行收集整理，统一编号，整合出版，有助于恢复“黄文弼文书”原本的综合体面貌，更为学界进一步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便利。
吐鲁番地处盆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得大量的可移动及不可移动文物得以保存下来。除了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这两处大型石窟，吐鲁番现在依然留有13处中小型石窟遗址，现存100余个窟室，保存有壁画者近30个，年代跨南北朝至元末。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中小型石窟内容总录》对各石窟群的石窟作了详细梳理，记录石窟位置、形制、内容与现状，并对其洞窟分布与形制、壁画内容与风格、分期与年代、宗教与地位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以史增信：客观解读钩沉历史
刊布新的第一手文献文物之外，学者们还对其深入解读与挖掘，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特别是中西交流史、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全新视角。比如，作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三十余载吐鲁番学术研究成果的首度集结，《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公布了大批新材料，并结合中古史热门课题，展开宏观与微观的历史探索，全面反映了对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见和对学科发展的前瞻性洞察。“德国、日本、英国、美国、中国……在满世界寻找吐鲁番文献的艰辛历程中，荣老师对文献力求做到尽可能多地掌握，几乎做到了竭泽而渔，由此才能对文献背后隐藏的历史钩沉索引，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客观的解读。”该书责编曾晓红说。
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教授看来，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对数以万计的吐鲁番文书残片，作出某些整体性的把握和判断。例如，汉文化长期在吐鲁番盆地东部的高昌地区占有优势地位。在吐鲁番接受中原王朝直接管理的时期，其行政体制、文书运作、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无不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直接影响。但这些方面往往难以从传世文献的点滴记载得到全面和深刻地认识。该书以吐鲁番出土的典籍和文书为切入点，不仅揭示出汉文儒释道典籍在吐鲁番地区的流行，而且吐鲁番地区的官私文书，也可认为是中原王朝文书行政体制的产物。这无疑体现了中原汉文化与吐鲁番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厚关联。
“读书必先识字”，要利用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对文献进行准确的识读。与敦煌文献出于藏经洞不同，吐鲁番文献来源更为复杂，出于墓葬、寺庙、洞窟遗址等，文献原件残破、字迹漫漶、污损情况严重。加之吐鲁番文献中俗字、别字、错字、借字连篇，书写方法各异，语言雅俗间杂，语境残缺不全，这些都给准确释读造成极大障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红耗费数年之力著成的《吐鲁番俗字典》，广泛搜集近年来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加以整理与研究，以现代工具书的形式，辑录出土文献的原字形，摘录字形所在相应文句，并审慎考辨，图文并茂，实用方便。汉语言文字学专家董志翘表示，这是“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心之作，学术性和应用性兼备，将助力吐鲁番文献的释读、整理，进而推动吐鲁番学研究。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业内人士指出，吐鲁番学研究为中国边疆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共同缔造新疆历史提供了清晰可靠的史实，同时又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了有史可依的正面回应，从而更有力地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随着越来越多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的公布，吐鲁番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期盼更多力量的加入，将其推向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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