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王羲之《上虞帖》卷,去年亮相上虞博物馆。《上虞帖》所记之事皆发生于公元356年,王羲之的写作当在此年。其唐人摹本共7行58字。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其中的地名“上虞”,就是我的家乡、今绍兴市上虞区。
暂且不论简札中的时代背景、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单作为王羲之书法的唐人摹本,就足够令人瞩目。毕竟王羲之存世的书法作品太过珍稀,更何况《上虞帖》“草法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实属难得。其“左右两上角皆钤有南唐墨印‘集贤院御书印’半印、‘内合同印’朱印,宋徽宗的泥金书签题‘晋王羲之上虞帖’”等,足见其艺术价值及受珍爱的程度。
同在绍兴一地,王羲之完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数年后又留下一帧草书《上虞帖》。当然,也有赖于写下这帧摹本的唐人,否则今人就无缘欣赏王羲之晚年如此潇洒而富于张力的书风了。
摹本通常指临摹真本或翻刻的书画本。在我国古代书画复制中,临摹是重要的复制方式之一。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提到: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临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中国古代书画的学习和流传,主要靠临摹。许多珍贵书画有临摹本,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这些摹本为保存古代书画作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临摹选用墨迹本,将“真迹临摹上石”,也不失为保存原作的一种捷径——毕竟,以石刻帖之寿有着其他材料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言及临摹刻帖,人们往往会想到宋太宗时所刻的10卷本《淳化阁帖》、清乾隆时所刻的《三希堂法帖》。皇家珍藏自能光照四野,但上乘的私家刻帖也不容小觑。如上虞的《天香楼藏帖》,就是明清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
天香楼主人王望霖是清代乾、嘉年间上虞梁湖乡人,他平日喜读书、藏书,亦工书法、善画兰竹怪石,因“有书数万卷”而建“天香楼”收藏。王望霖曾广收历代名家墨迹,汇集《天香楼藏帖》。这一碑刻工程于嘉庆元年开始动工,前后历时40年。此碑刻共200余方,现尚存100余方,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近百位书法名家190幅共计4万多字的墨迹。其中有“明末四书家”邢、张、米、董的书法,“吴门四子”唐、祝、文、周的书法,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等。
书法入碑不同于普通刻石,要将透过宣纸的极为细腻的书法变化丝毫不差地表现于石上,相当于一次艺术的再创造。王望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精心选择上等的太湖石作为石材,然后再寻觅兼具书法和刻石艺术双雄的匠工完成任务。他经人介绍终于找到仁和(今余杭)的一代名匠范圣传,重金聘请他领衔铸碑事项,同时又请山阴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姻弟杜煦作为技术顾问。王望霖苦心经营,常与刻工研讨,并参与其事。工场的人数虽不多,然“金石相击之声,终岁悦耳”,加之主人校勘甚严,不惜成本,且寒暑不殆,致使这一藏帖翘首于一地之刻石。难怪美学史论家、画家王伯敏这样赞叹:“由于摹刻者在王望霖严格的要求下,又有胜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体现了原作骨法用笔的形貌,更在于显示了原作的神韵。”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些墨宝收集的真实性。这样的名人墨宝,能收藏到一幅已属不易,更何况上虞远离繁华,“第僻处乡隅,不能远搜博览”。而王望霖之所以能担此大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者,他出生在富有人家;二者,借了因捐资被授“中书”一职之便。“中书”属于负责皇宫撰拟、记载、缮写文书等事务一职,正是这个职位为他能亲手触摸、亲眼看见皇宫内一些明清书家的手迹提供了极大便利。今人曾将《天香楼藏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真迹相比对,发现其中54位书法名家所作的91幅书法作品真迹源自北京皇宫,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天香楼藏帖》曾在历史的浩渺烟海中深藏若虚、少为人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王望霖逝世后,这些碑刻也遭遇了离散的命运。随着天香楼遭废,碑刻或散失或残破……好在,后来《天香楼藏帖》大多被陆续找回并得以重新影印出版。启功先生称:“这套《藏帖》年代虽晚,但因所收作品均为明、清两代书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书法原作的神韵,可视为碑刻艺术的典范,在现存的碑帖中难得一见,故很有出版价值。”历代书法墨宝,使上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再添辉煌,可谓是“僻处乡隅,亦可远搜博览”。
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王羲之《上虞帖》卷,去年亮相上虞博物馆。《上虞帖》所记之事皆发生于公元356年,王羲之的写作当在此年。其唐人摹本共7行58字。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其中的地名“上虞”,就是我的家乡、今绍兴市上虞区。
暂且不论简札中的时代背景、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单作为王羲之书法的唐人摹本,就足够令人瞩目。毕竟王羲之存世的书法作品太过珍稀,更何况《上虞帖》“草法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实属难得。其“左右两上角皆钤有南唐墨印‘集贤院御书印’半印、‘内合同印’朱印,宋徽宗的泥金书签题‘晋王羲之上虞帖’”等,足见其艺术价值及受珍爱的程度。
同在绍兴一地,王羲之完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数年后又留下一帧草书《上虞帖》。当然,也有赖于写下这帧摹本的唐人,否则今人就无缘欣赏王羲之晚年如此潇洒而富于张力的书风了。
摹本通常指临摹真本或翻刻的书画本。在我国古代书画复制中,临摹是重要的复制方式之一。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提到: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临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中国古代书画的学习和流传,主要靠临摹。许多珍贵书画有临摹本,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这些摹本为保存古代书画作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临摹选用墨迹本,将“真迹临摹上石”,也不失为保存原作的一种捷径——毕竟,以石刻帖之寿有着其他材料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言及临摹刻帖,人们往往会想到宋太宗时所刻的10卷本《淳化阁帖》、清乾隆时所刻的《三希堂法帖》。皇家珍藏自能光照四野,但上乘的私家刻帖也不容小觑。如上虞的《天香楼藏帖》,就是明清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
天香楼主人王望霖是清代乾、嘉年间上虞梁湖乡人,他平日喜读书、藏书,亦工书法、善画兰竹怪石,因“有书数万卷”而建“天香楼”收藏。王望霖曾广收历代名家墨迹,汇集《天香楼藏帖》。这一碑刻工程于嘉庆元年开始动工,前后历时40年。此碑刻共200余方,现尚存100余方,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近百位书法名家190幅共计4万多字的墨迹。其中有“明末四书家”邢、张、米、董的书法,“吴门四子”唐、祝、文、周的书法,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等。
书法入碑不同于普通刻石,要将透过宣纸的极为细腻的书法变化丝毫不差地表现于石上,相当于一次艺术的再创造。王望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精心选择上等的太湖石作为石材,然后再寻觅兼具书法和刻石艺术双雄的匠工完成任务。他经人介绍终于找到仁和(今余杭)的一代名匠范圣传,重金聘请他领衔铸碑事项,同时又请山阴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姻弟杜煦作为技术顾问。王望霖苦心经营,常与刻工研讨,并参与其事。工场的人数虽不多,然“金石相击之声,终岁悦耳”,加之主人校勘甚严,不惜成本,且寒暑不殆,致使这一藏帖翘首于一地之刻石。难怪美学史论家、画家王伯敏这样赞叹:“由于摹刻者在王望霖严格的要求下,又有胜天的工巧,其所奏刀,不但体现了原作骨法用笔的形貌,更在于显示了原作的神韵。”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些墨宝收集的真实性。这样的名人墨宝,能收藏到一幅已属不易,更何况上虞远离繁华,“第僻处乡隅,不能远搜博览”。而王望霖之所以能担此大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者,他出生在富有人家;二者,借了因捐资被授“中书”一职之便。“中书”属于负责皇宫撰拟、记载、缮写文书等事务一职,正是这个职位为他能亲手触摸、亲眼看见皇宫内一些明清书家的手迹提供了极大便利。今人曾将《天香楼藏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真迹相比对,发现其中54位书法名家所作的91幅书法作品真迹源自北京皇宫,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天香楼藏帖》曾在历史的浩渺烟海中深藏若虚、少为人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王望霖逝世后,这些碑刻也遭遇了离散的命运。随着天香楼遭废,碑刻或散失或残破……好在,后来《天香楼藏帖》大多被陆续找回并得以重新影印出版。启功先生称:“这套《藏帖》年代虽晚,但因所收作品均为明、清两代书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书法原作的神韵,可视为碑刻艺术的典范,在现存的碑帖中难得一见,故很有出版价值。”历代书法墨宝,使上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再添辉煌,可谓是“僻处乡隅,亦可远搜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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