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老师与常淑敏博士的一篇研究文章认为：“甲骨文创造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具有较为统一的造字规律和明显的取象构形方式，更像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在汉字革命中创造出来的。”
唐老师和常博士用“源体对照”的逻辑，通过整理甲骨文中所有出现的“爵”字后发现，共有五种形态和写法，这五种写法都映照了平底、长流的爵，也就是公元前15世纪的爵。因为器物在考古学中与特定年代对应，一旦这些器物在甲骨文中出现，我们很可能就能找到文字的年代。
另外，殷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出现了“爵”字。然而，这个字与殷墟时期的爵完全不相似，反而更像是商王朝早期偏晚阶段的爵。这说明甲骨文中的“爵”字取象于公元前15世纪的器物。同样的，甲骨文中的“鼎”字也有八种形态，与殷墟出土的青铜鼎完全不相似。考古发现中的鼎是平足的，而甲骨文中的“鼎”字底部是尖的，并且中间有空隙。这种器型特殊的鼎只在公元前15世纪出现过。这些证据都表明甲骨文创造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
这项研究很有趣也很重要。
关于文字起源的传统“定说”来自郭沫若。1972年，郭沫若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他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的，汉字产生在6000年前，半坡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就是原始文字的孑遗。此说是古文字学界的宗旨。
从纯粹“起源”意义上，无论郭沫若的“刻划”说还是唐兰的“图画”说，都回避了“仓颉”是真是假，即汉字的“造字”规律是谁确定的这一问题——从具体的“象形”到抽象的“表意”是有质的区别的。比如区别甲骨文“羊”“羌”“来”这几个形态上十分类似、意旨各不相同的字，赋予它们细节规则的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约定俗成”；干这个活儿的如果不是“仓颉”，那是谁？
文字系统是一套规则和规律的制定。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可以逆推出这个简单的道理。敦煌千佛洞里发现的古代乐谱，中国人和日本人做了二十个破译的版本，对旋律的理解其说不一，但都认可是琵琶古谱。因为逆推的是做器乐谱的规律。
刻划符号可以在小范围人群中认同，大范围推广和统一某种刻划规则，这便是“造字”，必须由权力统一，且有特定的需求背景。皇上和国王拥有权力，不一定拥有知识；当时干这个活儿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是祭司与“贞人”。“贞人”们是彼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唐老师论到3500年前中原拟定甲骨文规则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就是那帮最先在甲骨上琢磨刻符和钻洞的“贞人”，他们需要把局部的占卜方式和结果在全局的记录上统一起来，否则无以证明其“神意”。
这种时间空间上统一规则的需求很可能在“贞人”家族中由长者制定。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原殷商统治半径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关中平原之时，王国统治需要整合不同地域管理的权力行为。效率最高的统一这类权力行为的方式是统一“贞人”们的占卜规则。统一了“贞人”占卜的记录方式等于统一了信仰。而“贞人”知识的培养和传续必是有血缘或亲缘联系的。
“仓颉”是存在的。“仓颉”就是“贞人”首领。纯粹意义的“造字”是个突发的偶然事件，所以古籍上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渐进过程中具体的人不被记载。重大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是被记载的，这就是希腊神话、藏族史诗和仓颉们在“神话”中存在的背景。
在生产力低下的新石器时期，只有权力能够整合重大发明创造，进而推动社会在加速交流中进化。
因此汉字的进化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者（王权）与智识者（贞人）相互依靠，扩大权力效率和延续智识垄断的合谋。
秦始皇“书同文”是统治的需要，也是汉字统一的划时代的大事。这个事，李斯帮他做了。
《广韵》则出自北宋统一汉字读音，整饬汉唐以来版图变更、汉字读音纷杂、影响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第一部官修韵书，这个事，陈彭年和丘雍帮皇上做了。
汉字拉丁化则是“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应用于中国与世界相互读懂的需要——它使汉字读音从“反切”进化到官方认定的字母“拼音”。过去几十年汉字“简化字”的推广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了。这个事，是赵元任和瞿秋白们开头，周有光们定案的。
显然，汉字的进化就是被权力推进，由当时的智识阶层（唐老师说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制定具体规则，以千年为大尺度，一波一波推进的。
至于“劳动人民”，首先他们大多不识字，更不可能掌握文字的制定权力；在“起源”意义上，他们是不同时期“刻划符号”的应用者，奠定了文字与体力“劳动”的依存联系。他们是汉字进化（字符拓展和语音统一的“脑力劳动”）在实践中的获益者，也是“一波一波”的动力之一。他们是给古代的乔布斯和马斯克干具体活儿的“码农”。
最近，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老师与常淑敏博士的一篇研究文章认为：“甲骨文创造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具有较为统一的造字规律和明显的取象构形方式，更像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在汉字革命中创造出来的。”
唐老师和常博士用“源体对照”的逻辑，通过整理甲骨文中所有出现的“爵”字后发现，共有五种形态和写法，这五种写法都映照了平底、长流的爵，也就是公元前15世纪的爵。因为器物在考古学中与特定年代对应，一旦这些器物在甲骨文中出现，我们很可能就能找到文字的年代。
另外，殷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出现了“爵”字。然而，这个字与殷墟时期的爵完全不相似，反而更像是商王朝早期偏晚阶段的爵。这说明甲骨文中的“爵”字取象于公元前15世纪的器物。同样的，甲骨文中的“鼎”字也有八种形态，与殷墟出土的青铜鼎完全不相似。考古发现中的鼎是平足的，而甲骨文中的“鼎”字底部是尖的，并且中间有空隙。这种器型特殊的鼎只在公元前15世纪出现过。这些证据都表明甲骨文创造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
这项研究很有趣也很重要。
关于文字起源的传统“定说”来自郭沫若。1972年，郭沫若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他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的，汉字产生在6000年前，半坡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就是原始文字的孑遗。此说是古文字学界的宗旨。
从纯粹“起源”意义上，无论郭沫若的“刻划”说还是唐兰的“图画”说，都回避了“仓颉”是真是假，即汉字的“造字”规律是谁确定的这一问题——从具体的“象形”到抽象的“表意”是有质的区别的。比如区别甲骨文“羊”“羌”“来”这几个形态上十分类似、意旨各不相同的字，赋予它们细节规则的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约定俗成”；干这个活儿的如果不是“仓颉”，那是谁？
文字系统是一套规则和规律的制定。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可以逆推出这个简单的道理。敦煌千佛洞里发现的古代乐谱，中国人和日本人做了二十个破译的版本，对旋律的理解其说不一，但都认可是琵琶古谱。因为逆推的是做器乐谱的规律。
刻划符号可以在小范围人群中认同，大范围推广和统一某种刻划规则，这便是“造字”，必须由权力统一，且有特定的需求背景。皇上和国王拥有权力，不一定拥有知识；当时干这个活儿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是祭司与“贞人”。“贞人”们是彼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唐老师论到3500年前中原拟定甲骨文规则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就是那帮最先在甲骨上琢磨刻符和钻洞的“贞人”，他们需要把局部的占卜方式和结果在全局的记录上统一起来，否则无以证明其“神意”。
这种时间空间上统一规则的需求很可能在“贞人”家族中由长者制定。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原殷商统治半径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关中平原之时，王国统治需要整合不同地域管理的权力行为。效率最高的统一这类权力行为的方式是统一“贞人”们的占卜规则。统一了“贞人”占卜的记录方式等于统一了信仰。而“贞人”知识的培养和传续必是有血缘或亲缘联系的。
“仓颉”是存在的。“仓颉”就是“贞人”首领。纯粹意义的“造字”是个突发的偶然事件，所以古籍上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渐进过程中具体的人不被记载。重大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是被记载的，这就是希腊神话、藏族史诗和仓颉们在“神话”中存在的背景。
在生产力低下的新石器时期，只有权力能够整合重大发明创造，进而推动社会在加速交流中进化。
因此汉字的进化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者（王权）与智识者（贞人）相互依靠，扩大权力效率和延续智识垄断的合谋。
秦始皇“书同文”是统治的需要，也是汉字统一的划时代的大事。这个事，李斯帮他做了。
《广韵》则出自北宋统一汉字读音，整饬汉唐以来版图变更、汉字读音纷杂、影响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第一部官修韵书，这个事，陈彭年和丘雍帮皇上做了。
汉字拉丁化则是“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应用于中国与世界相互读懂的需要——它使汉字读音从“反切”进化到官方认定的字母“拼音”。过去几十年汉字“简化字”的推广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了。这个事，是赵元任和瞿秋白们开头，周有光们定案的。
显然，汉字的进化就是被权力推进，由当时的智识阶层（唐老师说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制定具体规则，以千年为大尺度，一波一波推进的。
至于“劳动人民”，首先他们大多不识字，更不可能掌握文字的制定权力；在“起源”意义上，他们是不同时期“刻划符号”的应用者，奠定了文字与体力“劳动”的依存联系。他们是汉字进化（字符拓展和语音统一的“脑力劳动”）在实践中的获益者，也是“一波一波”的动力之一。他们是给古代的乔布斯和马斯克干具体活儿的“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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