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觉醒的女性和她们不一样的人生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2024年9月上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由自媒体“@50岁阿姨自驾游”的拥有者苏敏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国内原创图书市场也涌现多部关注女性日常与个体命运女性书写的作品：如杨本芬以《秋园》为代表的三部曲、范雨素的《久别重逢》、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
大时代里女性命运起伏，更多潜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动人故事还在持续被挖掘。从这个角度而言，《阿包》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述了一位名叫阿包的女性平静又内敛、微末却不卑躬屈膝、充满生命活力与勇气的一生。
识字都困难的她，却写出了自己的一生
阿包汉语名字叫李玉春，苗族名字叫“包里给”。“包”是她的名字，“里”是她爸爸的名字，“给”是她爷爷的名字，按照苗族传统，家乡人都叫她“阿包”。她生于1968年，8岁母亲去世，父亲和改嫁的后妈重组了家庭。阿包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便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和后妈的反对辍学了。她几乎不识字，智能手机的语音转换功能让她获得了使用文字表达的机会，她把想要表达的内容说出来，语音识别之后再用本子抄下来，完成了一部关于自己一生的叙事。
可能有人会质疑：阿包连识字都困难，她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她的语言是否会阻碍她对情节的叙述？美国非虚构写作与创意写作的领军人物威廉·津瑟在他的《写作法宝：非虚构写作指南》中指出：好的写作的秘诀就是剥离每一句话中的杂物，只存留其最洁净的部分；简洁，再简洁。写作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做你自己。阿包就做到了做自己，也正契合了叶圣陶先生倡导的“写作必须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的观点。
100年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发出这样的诘问：“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世纪之交的2001年央视《半边天》栏目记者张越采访了后来感动了无数人的农妇刘小样，她发出了令人动容的呐喊：“现在时代都走到哪里了，还要女人总是这样，还守在家里，那她就不平静了……外表变化了穿得好了，但是你的心里还是停顿在过去给女人定的模式上……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很满足。”
20年后，在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以及一个不合格的丈夫带来的窒息感后，50岁的苏敏选择自驾游，她也感叹道：“以前都是家庭、父母、孩子，出来活动这么久以后，才感觉自己也可以排第一位一段时间。”时光越过百年，女性的觉醒和行动力都在借助各种媒介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人们或赞同或感动。
而阿包，在感慨自己像牲口一样卑微又脆弱的命运时，终于拿起了笔，记录下塑造她与无数和她一样的女人、记录她和她们的抗争与无奈，记录岁月变迁中她们真实的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一趟勇敢的内心突围与觉醒的旅程。
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一生
阿包的一生，折射出了普天之下农村妇女的一生，少数民族、单亲、再组合家庭、文盲、被拐卖、被收容、遭遇婚姻危机、含辛茹苦拉扯一双女儿长大，亲人迭遭绝症侵袭、被电信诈骗……所有这些都不曾击垮一个女人强韧的生命力，这些沉重又饱含血泪的过往，更彰显了一个平凡女性的坚强与伟大。面对如西西弗斯周而复始推着巨石一般的苦难，阿包没有更多的抱怨，顶多就是抱怨一句：“我是一个很苦命的女人。我受的那些苦每每想起来都让我掉眼泪，但是我不怪谁，我只怪我自己的命不好。”
在组建家庭拥有女儿之后，阿包为了挣钱补贴家用，想尽一切办法去干活。她说：“那时候我真的狠下心来，到老赵他们单位上找活干，什么活我都干。我累也不怕，脏也不怕，只要有活我就去做。”但是因为超生，终于用勤劳的汗水换来了一些存款有一点底气开始憧憬未来生活时，却迎来了区计生委的抄家，生活的希望几乎被浇灭了，但是阿包也只是在感慨一声：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却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而后继续面临生活的挑战。
阿包在人才市场求职，被骗后拐卖到河北，面对同样贫穷和被欺骗的买家家庭。万幸对方并没有像电影《盲山》里黄德贵一家那样穷凶极恶。阿包在自身还没脱困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让人赞叹的同理心。她说：“因为这地方人家虽然都普遍贫穷，但我也一直是在贫穷中生活过来的呀，我并不害怕贫穷，我最怕的就是被人打，被人歧视，被人当成牲口来看待。”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惧之后，在离家近2000公里的孤立无援的境地下，阿包终于还是逃回了贵阳。因为有个信念支撑着她，同时也是阿包第一次想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初衷：“我太可怜我的孩子了，我从小就尝够了没有妈妈的滋味，不希望我的孩子还走我的老路，那么小就没有妈妈，所以我真的很庆幸我没有死在北方。”
我们不提倡歌颂苦难，但我们应当正视深陷苦难中的人的处境，应当思考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了这样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人们如何抗争与寻求解脱之道。我们应当更深刻地理解苦难的本质，激发我们为改善社会环境、消除苦难根源而努力的决心和行动。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中写道：“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正是苦难，让我们看到了阿包内心蕴藏的那种英雄主义，那种不被苦难击垮的顶天立地的脊梁。
用文字对抗遗忘
在回到贵阳之后，阿包通过朋友介绍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做起了保洁。这和《我的母亲做保洁》中张小满的母亲春香的境遇和经历，有一定的相似性。春香也曾试图去做58同城那种上门做卫生的钟点工，但是她识字不多，看不懂路牌，学不会导航，无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种复杂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作罢。每当这种时候，她都会一遍遍感叹：如果天下有后悔药，她小时候一定去念书。阿包也正是因为没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只能从事保洁、打零工等一些重体力活。但是阿包心地善良又勤劳肯干，她说：“我是一个好心人，又勤快，所以到哪里人家都喜欢我。”
如果说《我的母亲做保洁》是通过第三人称视角，即女儿的细腻观察，展现了作为母亲的女性在生存境况中的坚韧及其背后保洁职业群体的普遍状态与社会现状，那么《阿包》则是基于完全的个人经验与第一人称的深切“在场感”，深刻体悟并记录了主人公自己的人生轨迹。巧合的是，这两部非虚构作品的主角都主要依赖保洁工作作为谋生手段。阿包，一个缺乏文化的女性，却凭借自己不懈的勤劳、接人待物时流露出的真诚，以及那份不畏艰难、不怕劳累的坚毅精神，赢得了包括雇主和帮工家庭在内的广泛尊敬。这不仅是中国女性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最质朴的生存智慧，也是她们在无可奈何的命运面前，凭借自身力量赢得尊严与认可的生动写照。
阿包还经历了婚姻危机、家人罹患重症花光所有积蓄、遭遇电信诈骗等种种厄运。但阿包仍然能用平实的日常语言，冷静又隐忍地叙述一幕幕悲惨的命运场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苦涩里乐观向上。这是一个永远不向厄运低头，在困境中始终让自己生命之火闪闪发亮的坚强女性。所有的这些经历，谱出了一首乡下女人在城市里艰难谋生的史诗。
契诃夫在四幕剧《三姊妹》结尾写道：“时间会流逝，我们会一去不返的，我们也会被后世遗忘的，连我们的面貌，我们的声音，都会被人遗忘的。甚至一共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后世也不会记得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苦痛，一定会化为后代人们的愉快；幸福与和平，会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来。后代的人们，会怀着感谢的心情来追念我们的，会给活在今天的我们祝福的。啊！我的亲爱的妹妹们，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结呢。我们要活下去！”
阿包用自己的文字来对抗遗忘，让更多人关注同她一样的农村女性的生存境遇与难题，直面回应女性就该是卑微的这种亘古存在而又荒诞的疑问。她回答：“这本书会对别人有用吗？会对社会有用吗？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像我经历过的这些苦日子不要再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
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有一首小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
阿包通过回忆和讲述，把自己一生的挣扎与奋斗毫无保留地袒露在世界面前，逐渐驱散了她生命中那些黑暗与荒凉，不能说前路都是阳光撒布，但是冲破黑暗的信念已经无法禁锢，阿包可能还是会慨叹自己生命的卑微，但是生活的河流定会向前奔腾不息。
近年来，觉醒的女性和她们不一样的人生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2024年9月上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由自媒体“@50岁阿姨自驾游”的拥有者苏敏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国内原创图书市场也涌现多部关注女性日常与个体命运女性书写的作品：如杨本芬以《秋园》为代表的三部曲、范雨素的《久别重逢》、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
大时代里女性命运起伏，更多潜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动人故事还在持续被挖掘。从这个角度而言，《阿包》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述了一位名叫阿包的女性平静又内敛、微末却不卑躬屈膝、充满生命活力与勇气的一生。
识字都困难的她，却写出了自己的一生
阿包汉语名字叫李玉春，苗族名字叫“包里给”。“包”是她的名字，“里”是她爸爸的名字，“给”是她爷爷的名字，按照苗族传统，家乡人都叫她“阿包”。她生于1968年，8岁母亲去世，父亲和改嫁的后妈重组了家庭。阿包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便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和后妈的反对辍学了。她几乎不识字，智能手机的语音转换功能让她获得了使用文字表达的机会，她把想要表达的内容说出来，语音识别之后再用本子抄下来，完成了一部关于自己一生的叙事。
可能有人会质疑：阿包连识字都困难，她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她的语言是否会阻碍她对情节的叙述？美国非虚构写作与创意写作的领军人物威廉·津瑟在他的《写作法宝：非虚构写作指南》中指出：好的写作的秘诀就是剥离每一句话中的杂物，只存留其最洁净的部分；简洁，再简洁。写作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做你自己。阿包就做到了做自己，也正契合了叶圣陶先生倡导的“写作必须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的观点。
100年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发出这样的诘问：“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世纪之交的2001年央视《半边天》栏目记者张越采访了后来感动了无数人的农妇刘小样，她发出了令人动容的呐喊：“现在时代都走到哪里了，还要女人总是这样，还守在家里，那她就不平静了……外表变化了穿得好了，但是你的心里还是停顿在过去给女人定的模式上……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很满足。”
20年后，在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生活以及一个不合格的丈夫带来的窒息感后，50岁的苏敏选择自驾游，她也感叹道：“以前都是家庭、父母、孩子，出来活动这么久以后，才感觉自己也可以排第一位一段时间。”时光越过百年，女性的觉醒和行动力都在借助各种媒介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人们或赞同或感动。
而阿包，在感慨自己像牲口一样卑微又脆弱的命运时，终于拿起了笔，记录下塑造她与无数和她一样的女人、记录她和她们的抗争与无奈，记录岁月变迁中她们真实的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一趟勇敢的内心突围与觉醒的旅程。
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一生
阿包的一生，折射出了普天之下农村妇女的一生，少数民族、单亲、再组合家庭、文盲、被拐卖、被收容、遭遇婚姻危机、含辛茹苦拉扯一双女儿长大，亲人迭遭绝症侵袭、被电信诈骗……所有这些都不曾击垮一个女人强韧的生命力，这些沉重又饱含血泪的过往，更彰显了一个平凡女性的坚强与伟大。面对如西西弗斯周而复始推着巨石一般的苦难，阿包没有更多的抱怨，顶多就是抱怨一句：“我是一个很苦命的女人。我受的那些苦每每想起来都让我掉眼泪，但是我不怪谁，我只怪我自己的命不好。”
在组建家庭拥有女儿之后，阿包为了挣钱补贴家用，想尽一切办法去干活。她说：“那时候我真的狠下心来，到老赵他们单位上找活干，什么活我都干。我累也不怕，脏也不怕，只要有活我就去做。”但是因为超生，终于用勤劳的汗水换来了一些存款有一点底气开始憧憬未来生活时，却迎来了区计生委的抄家，生活的希望几乎被浇灭了，但是阿包也只是在感慨一声：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却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而后继续面临生活的挑战。
阿包在人才市场求职，被骗后拐卖到河北，面对同样贫穷和被欺骗的买家家庭。万幸对方并没有像电影《盲山》里黄德贵一家那样穷凶极恶。阿包在自身还没脱困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让人赞叹的同理心。她说：“因为这地方人家虽然都普遍贫穷，但我也一直是在贫穷中生活过来的呀，我并不害怕贫穷，我最怕的就是被人打，被人歧视，被人当成牲口来看待。”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惧之后，在离家近2000公里的孤立无援的境地下，阿包终于还是逃回了贵阳。因为有个信念支撑着她，同时也是阿包第一次想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初衷：“我太可怜我的孩子了，我从小就尝够了没有妈妈的滋味，不希望我的孩子还走我的老路，那么小就没有妈妈，所以我真的很庆幸我没有死在北方。”
我们不提倡歌颂苦难，但我们应当正视深陷苦难中的人的处境，应当思考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了这样的苦难，以及在苦难中人们如何抗争与寻求解脱之道。我们应当更深刻地理解苦难的本质，激发我们为改善社会环境、消除苦难根源而努力的决心和行动。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中写道：“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正是苦难，让我们看到了阿包内心蕴藏的那种英雄主义，那种不被苦难击垮的顶天立地的脊梁。
用文字对抗遗忘
在回到贵阳之后，阿包通过朋友介绍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做起了保洁。这和《我的母亲做保洁》中张小满的母亲春香的境遇和经历，有一定的相似性。春香也曾试图去做58同城那种上门做卫生的钟点工，但是她识字不多，看不懂路牌，学不会导航，无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种复杂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作罢。每当这种时候，她都会一遍遍感叹：如果天下有后悔药，她小时候一定去念书。阿包也正是因为没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只能从事保洁、打零工等一些重体力活。但是阿包心地善良又勤劳肯干，她说：“我是一个好心人，又勤快，所以到哪里人家都喜欢我。”
如果说《我的母亲做保洁》是通过第三人称视角，即女儿的细腻观察，展现了作为母亲的女性在生存境况中的坚韧及其背后保洁职业群体的普遍状态与社会现状，那么《阿包》则是基于完全的个人经验与第一人称的深切“在场感”，深刻体悟并记录了主人公自己的人生轨迹。巧合的是，这两部非虚构作品的主角都主要依赖保洁工作作为谋生手段。阿包，一个缺乏文化的女性，却凭借自己不懈的勤劳、接人待物时流露出的真诚，以及那份不畏艰难、不怕劳累的坚毅精神，赢得了包括雇主和帮工家庭在内的广泛尊敬。这不仅是中国女性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最质朴的生存智慧，也是她们在无可奈何的命运面前，凭借自身力量赢得尊严与认可的生动写照。
阿包还经历了婚姻危机、家人罹患重症花光所有积蓄、遭遇电信诈骗等种种厄运。但阿包仍然能用平实的日常语言，冷静又隐忍地叙述一幕幕悲惨的命运场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苦涩里乐观向上。这是一个永远不向厄运低头，在困境中始终让自己生命之火闪闪发亮的坚强女性。所有的这些经历，谱出了一首乡下女人在城市里艰难谋生的史诗。
契诃夫在四幕剧《三姊妹》结尾写道：“时间会流逝，我们会一去不返的，我们也会被后世遗忘的，连我们的面貌，我们的声音，都会被人遗忘的。甚至一共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后世也不会记得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苦痛，一定会化为后代人们的愉快；幸福与和平，会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来。后代的人们，会怀着感谢的心情来追念我们的，会给活在今天的我们祝福的。啊！我的亲爱的妹妹们，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完结呢。我们要活下去！”
阿包用自己的文字来对抗遗忘，让更多人关注同她一样的农村女性的生存境遇与难题，直面回应女性就该是卑微的这种亘古存在而又荒诞的疑问。她回答：“这本书会对别人有用吗？会对社会有用吗？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像我经历过的这些苦日子不要再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
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有一首小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
阿包通过回忆和讲述，把自己一生的挣扎与奋斗毫无保留地袒露在世界面前，逐渐驱散了她生命中那些黑暗与荒凉，不能说前路都是阳光撒布，但是冲破黑暗的信念已经无法禁锢，阿包可能还是会慨叹自己生命的卑微，但是生活的河流定会向前奔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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