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中藏书大家姜德明先生旧藏拍卖，激起不少涟漪。追忆与姜先生一次次聊天，他兴致勃勃谈的都是书前书后的故事，印装的精美，对插图和设计的赞不绝口……这让我多少品味出拾掇旧书刊的三昧：那不是数钞票，得有一点情调，才不辜负这些饱经岁月风尘的旧书刊。为了这么一点小趣味小情调，我愿不时翻起那些有各种图画的旧书，由此向往昔时光进发。
拾掇旧书总得有一点情调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译契诃夫的小说，竟然说：“这回的翻译的主意，与其说为了文章，倒不如说是因为插画；德译本的出版，好像也是为了插画的。这位插画家玛修丁（V．N．Massiutin），是将木刻最早给中国读者赏鉴的人，《未名丛刊》中《十二个》的插图，就是他的作品，离现在大约已有十多年了。”“老头子”不惜自贬身价，说自己的翻译不过是“插图的说明”：“契诃夫的这一类的小说，我已经绍介过三篇。这种轻松的小品，恐怕中国是早有译本的，但我却为了别一个目的：原本的插画，大概当然是作品的装饰，而我的翻译，则不过当作插画的说明。”（《〈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406页）如此买椟还珠，鲁迅可谓超级玩家。东施效颦，我流连于书肆，常常是为了插画而买书。一些小册子，不要说收藏家了，一般人都看不上眼，我照收不误，且不避什么过时和应时，回家捧着这些发黄的书页看得津津有味。
当年旧事，豪华的插画阵容
鲁迅爱图画的旧事，说的人太多了，不必再说。我想说，那一代文人的审美都在线，有很多爱好也是共通的。比如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平明出版社，译世界名著，虽然标榜为平民出书，可是，书出得不寒碜，很多名著都精选了插图，尽管当时印刷条件大大限制了图像的印制效果，可是精美的插图与优美的文字浑然一体，还是让人爱不释手。我就比较喜欢他印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9月初版），里面配有法国Pierre Laprade作插图，看样子像是钢笔线描画，细部密不透风，疏处又可以空旷跑马，与世界名著的格调和文字很搭，常把我诱至小说人物内心深处。平明出版社为巴金妻子萧珊所出的译作《别尔金小说集》，配有俄国的水彩插图，让人翻开便感觉到普希金笔下的大风雪。
那个时代的画家也都放下身段放下润笔，肯为书刊配图。这种风气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很兴盛，后来大家便默不作声了。黄永玉的版画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给文学作品所配的插图。1959年，中国出版界一次壮观的豪举就是为郭沫若的《百花齐放》出版了木刻插图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4月版）。刘岘、李桦、力群、黄永玉、王琦、马克……这些木刻家在今天冠以“大师”的名号，人们都不会有意见吧，他们为该集中101首诗都配了插图，就像一个盛大的画展，难怪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要特别提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同志们的鼓舞，我还要感谢他们动员了好些同志作插图。”并非只有郭沫若这个级别的作者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当时的书刊插图几乎是标配，且薄薄的小册子很多，出版社并未因为小、薄就轻慢它们，相反每个环节都很用心。《新儿女英雄传》，当时算是流行小说吧，我手头的这本海燕书店1950年10月第八版的封面和扉页上“袁静、孔厥合著”并排的是“彦涵插图”，可见插图是该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牧的一本《巨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8月版）封面和插图都是画家袁运甫。袁先生的画，明快的线条中不乏现代感，很有装饰性，适合做插画。
艾芜的《南行记续篇》（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版），文前赫然有插图目次，原来也是豪华阵容：野牛寨（吴冠中作）、芒景寨（蒋正鸿作）、姐哈寨（徐启雄作）、边疆女教师（姚有多作）、边寨人家的历史（袁运甫作）、雾（柳成荫作）、群山中（柳成荫作)。像吴冠中这样的后来在市场上画价奇昂的画家，画作被用来做插图，在当年也是平常事。《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第2版）的插图就是吴冠中。遗憾的是，这些书包括很多世界名著后来重印、改排新版后，里面的插图都不见踪影，当年编辑和画家的心血付之东流。近几年，风气转变，插图本、珍藏本纷至沓来，插画似有卷土重来之势。我不满足的是，这都是豪华装、“珍藏版”，不像是给平常人读的，甚至只打算让人“珍藏”，不像要人日常阅读。其实，美应当在日常生活中焕发生命力，也只有这样才最有生命力。我还是怀念那些普通的小册子、平装本，从中照样能够享受到豪华的、精心的装帧阵容。在冬日的午后，沏一杯热茶，有心无心地翻起来，那才惬意。
赏心悦目的题图和尾花
不仅仅是插图，环衬、题图、尾花这些美术元素的加入，增强了一本书的美感和艺术性，这样的小书捧在手里，文图相得益彰，翻开让人有一种收获感。图书的装帧设计，不只有封面、版式，它还体现在诸多细节中，是一个整体设计。比如扉页、环衬，现在很多书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只有墨猪一般呆滞的书名等信息。别忘了，这也是一本书的脸面啊，就像推了家门走进来的第一眼所见。辛笛的诗集《印象·花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版），摊开扉页，左右相连，深绿色衬底，书名和出版社分居右上和左下，铺满页面的是凌乱又有所表达的线条，像抽象的“印象”，又似具象的花束。袁运甫为秦牧设计封面、作插图的《巨手》，扉页上部是一个田字格，书名和作者名占了对角的两格，另外两个是设计者精心绘制的线描画，封面艺术气息浓厚。
现在几乎已经绝迹的题图和尾花也非常值得怀念，虽然都是比较简单的装饰性图案，但是，它们的存在让单调、呆板的文字页面有了活气，犹如在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上开了一扇窗。这些零零碎碎的小图，常常不过是闲花野草，然而，却是装帧者手绘，它的手工感又让机械的印刷中留下人的踪迹，使一本书变得亲切可感。这些年，遇到这种有题图、尾花的小书，我甚至都不关心内容，直接拿下。袁运甫为杨朔作插画的《生命泉》（作家出版社1964年6月版），不过100多页的小书，却让人有精美绝伦之感。装饰风格极强的书装不说，每篇文章的题图，作者一丝不肯马虎，紧扣文意，又画出了自己的特色，使全书在文字之外，又多了一套可以欣赏的系统。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那套小开本散文集，作者和内容自然引人瞩目，我还很喜欢它们的题图、尾花这些小装饰，书卷气之外不乏灵动，小细节中提高了全书的品位。小小开本，因为这些，翻开书仿佛让人置身花草繁盛的原野，自有一番别样的感受。叶圣陶的《小记十篇》1979年5月第二版书前《再版说明》中说：“初版时所刊的照片，再版时全部撤销，改为每篇加题头图一幅。”我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决定，手绘题图的艺术感远胜照片。孙犁的《秀露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3月版）很多文末都有小小的尾花，采用的是小花小草，不复杂，有自然气息，跟孙犁平淡、自然的文风十分契合，给人赏心悦目之感。
当年的书刊也有很明显的短板：纸张很差，印制技术也无法与现在相比，特殊的工艺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在今天各项基础条件都要比过去好的情形下，我们的图书又缺了至关重要的艺术感、手工感和书卷气，都变成电脑制作、流水线上的标准件，未免乏味，也缺少情调。这也是我又扮九斤老太越发喜欢去翻阅那些时间越来越推远的出版物的原因。
近日京中藏书大家姜德明先生旧藏拍卖，激起不少涟漪。追忆与姜先生一次次聊天，他兴致勃勃谈的都是书前书后的故事，印装的精美，对插图和设计的赞不绝口……这让我多少品味出拾掇旧书刊的三昧：那不是数钞票，得有一点情调，才不辜负这些饱经岁月风尘的旧书刊。为了这么一点小趣味小情调，我愿不时翻起那些有各种图画的旧书，由此向往昔时光进发。
拾掇旧书总得有一点情调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译契诃夫的小说，竟然说：“这回的翻译的主意，与其说为了文章，倒不如说是因为插画；德译本的出版，好像也是为了插画的。这位插画家玛修丁（V．N．Massiutin），是将木刻最早给中国读者赏鉴的人，《未名丛刊》中《十二个》的插图，就是他的作品，离现在大约已有十多年了。”“老头子”不惜自贬身价，说自己的翻译不过是“插图的说明”：“契诃夫的这一类的小说，我已经绍介过三篇。这种轻松的小品，恐怕中国是早有译本的，但我却为了别一个目的：原本的插画，大概当然是作品的装饰，而我的翻译，则不过当作插画的说明。”（《〈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406页）如此买椟还珠，鲁迅可谓超级玩家。东施效颦，我流连于书肆，常常是为了插画而买书。一些小册子，不要说收藏家了，一般人都看不上眼，我照收不误，且不避什么过时和应时，回家捧着这些发黄的书页看得津津有味。
当年旧事，豪华的插画阵容
鲁迅爱图画的旧事，说的人太多了，不必再说。我想说，那一代文人的审美都在线，有很多爱好也是共通的。比如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平明出版社，译世界名著，虽然标榜为平民出书，可是，书出得不寒碜，很多名著都精选了插图，尽管当时印刷条件大大限制了图像的印制效果，可是精美的插图与优美的文字浑然一体，还是让人爱不释手。我就比较喜欢他印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9月初版），里面配有法国Pierre Laprade作插图，看样子像是钢笔线描画，细部密不透风，疏处又可以空旷跑马，与世界名著的格调和文字很搭，常把我诱至小说人物内心深处。平明出版社为巴金妻子萧珊所出的译作《别尔金小说集》，配有俄国的水彩插图，让人翻开便感觉到普希金笔下的大风雪。
那个时代的画家也都放下身段放下润笔，肯为书刊配图。这种风气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很兴盛，后来大家便默不作声了。黄永玉的版画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给文学作品所配的插图。1959年，中国出版界一次壮观的豪举就是为郭沫若的《百花齐放》出版了木刻插图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4月版）。刘岘、李桦、力群、黄永玉、王琦、马克……这些木刻家在今天冠以“大师”的名号，人们都不会有意见吧，他们为该集中101首诗都配了插图，就像一个盛大的画展，难怪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要特别提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同志们的鼓舞，我还要感谢他们动员了好些同志作插图。”并非只有郭沫若这个级别的作者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当时的书刊插图几乎是标配，且薄薄的小册子很多，出版社并未因为小、薄就轻慢它们，相反每个环节都很用心。《新儿女英雄传》，当时算是流行小说吧，我手头的这本海燕书店1950年10月第八版的封面和扉页上“袁静、孔厥合著”并排的是“彦涵插图”，可见插图是该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牧的一本《巨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8月版）封面和插图都是画家袁运甫。袁先生的画，明快的线条中不乏现代感，很有装饰性，适合做插画。
艾芜的《南行记续篇》（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版），文前赫然有插图目次，原来也是豪华阵容：野牛寨（吴冠中作）、芒景寨（蒋正鸿作）、姐哈寨（徐启雄作）、边疆女教师（姚有多作）、边寨人家的历史（袁运甫作）、雾（柳成荫作）、群山中（柳成荫作)。像吴冠中这样的后来在市场上画价奇昂的画家，画作被用来做插图，在当年也是平常事。《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第2版）的插图就是吴冠中。遗憾的是，这些书包括很多世界名著后来重印、改排新版后，里面的插图都不见踪影，当年编辑和画家的心血付之东流。近几年，风气转变，插图本、珍藏本纷至沓来，插画似有卷土重来之势。我不满足的是，这都是豪华装、“珍藏版”，不像是给平常人读的，甚至只打算让人“珍藏”，不像要人日常阅读。其实，美应当在日常生活中焕发生命力，也只有这样才最有生命力。我还是怀念那些普通的小册子、平装本，从中照样能够享受到豪华的、精心的装帧阵容。在冬日的午后，沏一杯热茶，有心无心地翻起来，那才惬意。
赏心悦目的题图和尾花
不仅仅是插图，环衬、题图、尾花这些美术元素的加入，增强了一本书的美感和艺术性，这样的小书捧在手里，文图相得益彰，翻开让人有一种收获感。图书的装帧设计，不只有封面、版式，它还体现在诸多细节中，是一个整体设计。比如扉页、环衬，现在很多书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只有墨猪一般呆滞的书名等信息。别忘了，这也是一本书的脸面啊，就像推了家门走进来的第一眼所见。辛笛的诗集《印象·花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版），摊开扉页，左右相连，深绿色衬底，书名和出版社分居右上和左下，铺满页面的是凌乱又有所表达的线条，像抽象的“印象”，又似具象的花束。袁运甫为秦牧设计封面、作插图的《巨手》，扉页上部是一个田字格，书名和作者名占了对角的两格，另外两个是设计者精心绘制的线描画，封面艺术气息浓厚。
现在几乎已经绝迹的题图和尾花也非常值得怀念，虽然都是比较简单的装饰性图案，但是，它们的存在让单调、呆板的文字页面有了活气，犹如在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上开了一扇窗。这些零零碎碎的小图，常常不过是闲花野草，然而，却是装帧者手绘，它的手工感又让机械的印刷中留下人的踪迹，使一本书变得亲切可感。这些年，遇到这种有题图、尾花的小书，我甚至都不关心内容，直接拿下。袁运甫为杨朔作插画的《生命泉》（作家出版社1964年6月版），不过100多页的小书，却让人有精美绝伦之感。装饰风格极强的书装不说，每篇文章的题图，作者一丝不肯马虎，紧扣文意，又画出了自己的特色，使全书在文字之外，又多了一套可以欣赏的系统。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那套小开本散文集，作者和内容自然引人瞩目，我还很喜欢它们的题图、尾花这些小装饰，书卷气之外不乏灵动，小细节中提高了全书的品位。小小开本，因为这些，翻开书仿佛让人置身花草繁盛的原野，自有一番别样的感受。叶圣陶的《小记十篇》1979年5月第二版书前《再版说明》中说：“初版时所刊的照片，再版时全部撤销，改为每篇加题头图一幅。”我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决定，手绘题图的艺术感远胜照片。孙犁的《秀露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3月版）很多文末都有小小的尾花，采用的是小花小草，不复杂，有自然气息，跟孙犁平淡、自然的文风十分契合，给人赏心悦目之感。
当年的书刊也有很明显的短板：纸张很差，印制技术也无法与现在相比，特殊的工艺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在今天各项基础条件都要比过去好的情形下，我们的图书又缺了至关重要的艺术感、手工感和书卷气，都变成电脑制作、流水线上的标准件，未免乏味，也缺少情调。这也是我又扮九斤老太越发喜欢去翻阅那些时间越来越推远的出版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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