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轻人又开始谈“努力羞耻症”了？

2025-01-25 09:25:53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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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羞耻症”，顾名思义，指个体在面对自己努力时感到羞愧或不安，害怕他人看到自己努力的一种心态。

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党”有这种心态的比例更高、表现得也会更明显，但也有许多“工作党”也羞于让他人看到自己的努力，甚至很多人在爱好、特长中都忍不住打造一种毫不费力就成功的人设。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迎合“反内卷”“松弛感”社会心理偏向，还能营造自己的独特。而这样的群体在看到“努力羞耻症”这种以症候形式概括群体心理的词语后，又很难不进行自我对照，进而找寻同类与情感共鸣。

“成群结队”的症候名

近些年，我们时常能听到各类有趣的症候名。比如以下几例。

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一种特殊的心理模式，在这种心理模式中，即便有外部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能力，他们仍然会长期怀疑自己的成就，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这些名誉，并对自己被揭露为“骗子”有一种持久的内在恐惧。

浮鸭综合征：鸭子在水面上优雅滑行的形象，表面看起来它们轻松自如，但水下的脚却在疯狂划动。用以形容那些看似游刃有余，实则内心承受巨大压力的人。

社交恐惧症：即“社恐”，在处于社交场合或与人打交道时，个体会出现明显而持久的害怕、焦虑，害怕尴尬、害怕丢脸的行为举止，为了减轻这些恐惧，他们往往会回避社交场合。

成人ADHD：即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主要症状包括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行为。

症候名出现在社交平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些症候有的是心理模式，也有的是精神类疾病，但年轻人在使用这些症候进行自我描述时，很少表现出精神类疾病患者的病耻感，更多是出于为自己的某种情绪提供合理化解释的心态。大多数使用者鲜少表现出病耻感，反而会将症候视作一种标签，便于自己在社交媒体找寻同类。

贴标签并非新鲜事，“佛系青年”“蹲族”“空心人”等各类词语层出不穷，成为大众媒体或学界概括、解释当代青年的一种方式。但症候类标签有别于这些词：一方面，这是一种年轻人主动进行自我解释后流行的标签；另一方面，这些标签存在明显的病理化特点，也即将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归因于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年轻人如何实现将症候从病理化转向流行化甚至娱乐化，以及他们为何会采用这种方式解释自我。

优雅的焦虑

聪明、天赋比勤恳更有用似乎来自我们的生活经验。尽管读书时期，家长老师都告诉我们“天道酬勤”，尽管我们自小学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聪明的人很容易比勤奋的人受到更多的艳羡，而勤奋、努力则更像是对“笨拙”的一种弥补。哪怕是在校园小说中，相比勤奋苦学、挑灯夜战的学霸，不听课不学习就能斩获第一的学神更容易受到读者喜爱。

此外，随着长大，我们也意识到努力未必就能赢得想要的结果，奋力备考或许还是无法上岸，付出全部心血去做的项目也可能会失败，当十分耕耘换不了一分收获后，不愿让他人看到自己的努力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这样哪怕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人意，也可以笑说自己其实只是随便“水水”。

耻于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反内卷”风向有关。“内卷”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当个体的需求与有限的社会资源之间产生冲突，理性竞争已无法保证个体对资源的获得时，陷入“进退两难”困境的个体选择反抗这种无效的、非理性的竞争，采用的方式常常表现为“躺平”。这里的“躺平”与其说是放弃努力，倒不如说是一种回应现实困境的“生存法则”，看似调侃、娱乐化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焦虑，为我们在“强内卷”的“高压生活”中营造了一个“回旋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努力很容易被打上“卷”的标签。如果说，过去许多人的努力羞耻源于一种打造毫不费力就能成功的人设渴求，或者对勤奋难以获得回报的担忧，那么如今许多人的努力羞耻更像是对无法融入大环境的恐惧。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与评价，特别是当自己与大多数人有明显不同时，很容易陷入不安与焦虑，并迅速掩藏自己的不同，尝试重新回到群体之中。

矛盾的是放弃努力并不能带我们逃离“内卷”困境，也无法让我们实现期冀的目标，因此，有“努力羞耻症”的人往往同时有着“浮鸭综合征”，以看似毫不费力实则极为拼命的姿态维持着现状。

拼命的背后是一种对“优绩主义”的追求。尼尔·马科维茨认为，“优绩主义理念对平等的承诺在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表现出色而获得成功”。习惯了这种思维的我们也会习惯于以努力在竞争中获胜的方式赢得成功。但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无止境的竞争陷入了“不进则退”的阶层焦虑感，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担忧因不够优秀而被淘汰，而一旦被淘汰，人生可能就此无望了。

从这一点看，那些“冒名顶替综合征”的人中很多人的焦虑或许也来自这种竞争可能失败的担忧，正如马科维茨所言，“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工作中，拔得头筹的竞争中也因此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因为越是处于顶层的人，表现上的微小差异越会造成奖励回报的巨大差异。”

尽管松弛感在社交平台上盛极一时，也有越来越多人在尝试以更松弛的状态生活，但从现实来看，更多人依然处于焦虑中，这种焦虑并不是个体的病理性表现，反而更像是某种社会性症候，这样看来，或许那些流行症候是社会症候的一部分。

自我的病理化

如果说此前的“佛系青年”“空巢青年”更像是某种概括式形容，那么如今的流行化症候就更像是病理化解读。尤其是“社恐”“成人ADHD”等名词，似乎指向的是一种具体疾病，但实际上被泛化为一些带有疾病特征的性格或个性。

许多在社交平台自称为“社恐”“成人ADHD”的年轻人其实并未经过诊断，这种自称更近似于此前流行过的“确诊为……”叙事，即认为自己具有一些角色的特质，或者符合角色的一些台词，本质上都是在社交媒介给自己贴标签的方式。

用一些症候作为表意符号，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赋予自我感知以意义。网络信息传播的发达会加速大众的符号生产与传播，这些符号既是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回应，也会进一步重塑大众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经过社交媒介的传播，这些符号能够营造出具有独特“风格”和“意蕴”的亚文化空间。

年轻人在互联网使用这些符号时，已经顺利完成符号的意义生产、彼此交换并共享的全过程。由此，这些症候与此前的社会所指有了区分。而年轻人在社交平台的使用中又对这些符号重新编码，赋予了其新内涵，流行症候也就有了新的所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症候在大众媒介中产生了语意的偏移。

流行症候的使用背后同样有着青年人利用自我污名化的方式转移和消解焦虑的需求。

在戈夫曼的最初理论中，污名化是指给人或物贴上负面或侮辱性标签，使其在互动中受到损害，这是一种社会特征。但自我污名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个体主动选择这些负面标签，从而对其原本的消极意义进行了稀释。表面上，自我污名化是在用负面标签进行自我降格、自我矮化，但实际上因标签的消极意义已经被稀释，主动选择后实现的是一种自我安慰和情感归依。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精神类疾病患者往往有极强的病耻感，但主动贴上疾病标签的人群能更坦然甚至更乐于以“病友”自称，完成自我污名化的他们已经削弱了疾病的负面属性，表达症状也变为了抒发情绪、寻找同类的方法。

以流行症候自称、自我污名的现象在近几年尤为突出。此前引起过许多人讨论的“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标签背后，同样有着一批陷入自我身份建构困境的年轻人。当自我身份难以确认之时，寻找一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自己的状态、又能有一些同类的标签就成为一种应对之策。

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习惯于在社交平台完成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而大众媒介又加剧了个体身份的碎片化、标签化，因此，在网络寻找同类更像是寻找持有某一特定标签的群体，进而再共同打造一个只属于这一群体的社群，年轻人便能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一种自我身份确认。

我们常说当代社会已经是原子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个体的孤独似乎成为一种必然。于是，年轻人尝试通过社交媒介缓解现实社交难以解决的孤独感。但身体交往的缺失、心照不宣的“社交礼仪”“在线自我”与“真实自我”间无法逾越的鸿沟，都弱化了交往中的情感属性，最终带来社交异化。

通过社群找寻同类或许也是一些人对抗社交异化的方式。按照惯性思维，与自己相似之人更能理解我们的处境与心情，因此，持有相似标签、在共同社群的“网友”或许更容易看到“社交礼仪”之下的情绪流动，也更容易触碰在线“自我背后”的“真实自我”，如此，便可能对抗线上社交带来的“群体性孤独”。

显然，这种社交模式背后是一种渴求被看见、被理解的心理需求。社交媒介让我们有了更多自我披露的机会，但披露只是一种展演，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被看见”。对许多人来说，所谓的被看见是关注到展演背后真实而具体的个体，看见个体完整的喜怒哀乐，并理解其所有允许或不被允许的情绪与情感。特别是当所有人都按照一定的风气和标准学习、生活、工作时，个体内心有悖于这一标准的部分就会极其渴望被允许并被理解。

喜欢用各类症候、名词给自己贴上标签的年轻人，看似是在明确一种与他人的共性，实际上更希望被看到的是共性背后的个性。换言之，他们常做的就是将真实的自我掩藏于容易让人共情的标签之下，等待有人能撕开这层标签，看见他们内在的焦虑、不安与抵抗。这样看来，那些羞耻症、综合征、障碍之下，其实只是一个个担心自己无法满足他人要求、无法迎合社会标准的焦虑又脆弱的个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