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刚下完一场大雪，我们就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落地。发现工作人员正清理积雪，我就想，当俄罗斯遇到大雪，所见所闻才有记忆里的历史场景。此刻，有谁知道，我刚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脑袋里想的全是契诃夫——这位参与了我精神塑造的俄国作家，我年轻时的心灵导师，命运歧途上的指路人。
公务活动之余，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又到访新圣女公墓，这里葬有一万多名俄罗斯的历史名人；在公墓门口，我花一百卢布买了一朵白菊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新圣女公墓就像一座美丽的雕塑园，独行其间，让人目不暇接。我找到契诃夫墓，手拿白菊花，对着简洁、朴素的墓碑，以一个中国读者的身份，诉说自己对地下魂灵的喜爱与倾慕。
契诃夫的墓碑是白色的，尖顶，顶端三个圆锥形的装饰上方还有十字架，整体来看，既像带阁楼的小房子，又像微缩版的东正教教堂。紧挨着契诃夫墓的，是果戈理的墓，契诃夫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露出迷人的微笑。尽管生前他很欣赏“芳邻”的作品，但做梦也不会想到死后竟挨得如此近，如果他还能写作的话，这就是现成的契诃夫式小说的素材。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著名作家的头像曾印在糖果纸上，契诃夫看到后，对一位正在剥糖果纸的女士说：“还没契诃夫，是吧？以后就会有的。”契诃夫的头像后来印没印在糖果纸上，我不知道，可我亲眼看见莫斯科郊外列宁别墅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本泛黄的日历，时间定格于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的日子，日历的背板，就有契诃夫的头像。这位曾被革命导师赞赏，并在讲话、文章中几次引用其小说人物诠释的革命真理的作家，虽然在世时没看到自己的头像印在糖果纸上，却被请进了列宁的书房。
靠近契诃夫墓的，还有卓娅和舒拉的墓，女英雄卓娅宁死不屈的凛凛雕像就矗立在墓前。卓娅生前，曾在笔记本上抄写契诃夫话剧《万尼亚舅舅》中阿斯特罗夫医生的一句台词：“一个人什么都得美：脸、衣饰、心灵、思想。”这句台词，也是契诃夫生活理想与追求的写照。上世纪五十年代，《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最受中国青年喜爱的畅销读物，通过英雄的感人事迹，中国青年也了解到女英雄对契诃夫作品的喜爱。自己的作品能成为青年励志的箴言，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构造”，可谓作家的最高荣光。
去圣彼得堡的夏宫时，我在芬兰湾捡了一块石头，留作纪念。从圣彼得堡跨过芬兰湾，白帆点点的远方，是德国的疗养胜地巴登威勒。由于肺病日深，契诃夫到巴登威勒疗养，于1904年7月15日逝世，享年四十四岁。临终前，他向守护他的妻子克尼碧尔要了一杯香槟，喝完香槟，说：“我要死了。”他是医生，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病情；他清醒地告别人世，就对至爱的妻子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当他的遗体运回俄国时，却上演了一出“戏”：火车进站后，站台上敲鼓吹号，为的是迎接一位俄国将军的灵柩，而契诃夫的遗体被放在一节运牡蛎的货车里。高尔基曾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愤怒地写道：“‘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了一管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然而‘庸俗’也用一个卑劣的恶作剧对他报了仇：就是把他的遗体——一个诗人的遗体——放在一节运牡蛎的货车里。”7月22日，莫斯科文学界为契诃夫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几百人护送灵车，将这位既热情又冷峻，既幽默又深刻，既朴素又富有的高贵优雅、正直善良的作家送到新圣女公墓下葬。
我将手中的白菊花轻轻放在契诃夫墓前，面对墓碑三鞠躬。公墓修道院的金色葫芦顶，于蓝天丽日下熠熠生辉，树叶在风中发出金属质感的声响，四周静悄悄的，空气里弥漫着冷寂的味道。
*
契诃夫的作品，很早就被译介到我国。新文化运动后，鲁迅、茅盾、徐志摩等前辈，或是翻译他的小说，或是翻译对他的评论，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营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自从改变办刊方针，由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相继担任主编后，刊登过契诃夫的照片和赵景深、彭补拙、洛生等人的译作。沈从文在初涉文学写作时，就对契诃夫的小说产生兴趣。徐志摩旅欧时，在英国拜访了女作家曼斯费尔德，同他心仪的作家大谈契诃夫；他知道，曼斯费尔德是契诃夫的私淑女弟子，被称为“英国的契诃夫”。抵达莫斯科后，徐志摩又专程赴新圣女公墓，用他的话说是“给契诃夫上坟”，还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散文《契诃夫的墓园》。抗战时期，贾植芳从日文转译《契诃夫手记》，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这本译著多次再版，是许多读者和作家认识契诃夫的重要媒介。普通读者从契诃夫幽默的札记中享受阅读的快乐，小说家则学习契诃夫捕捉形象的技巧，完成细节、形象的日常积累。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中，中国读者是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排在一起的。
最能代表中国读者对契诃夫敬意的，是1954年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时，我国成立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出版了《纪念契诃夫画册》《纪念契诃夫专刊》，《译文》杂志的封面刊登了画家黄永玉所作契诃夫的木刻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翻译家满涛编写的《契诃夫画传》，孙犁撰写了长篇纪念文章《契诃夫》，巴金代表中国作家专程赴莫斯科，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巴金喜爱契诃夫的作品，他在新圣女公墓见到了克尼碧尔，还参观了契诃夫故居，写下《我们还需要契诃夫》等一组文章。1955年，这组以契诃夫为话题的文章辑为一册，名为“谈契诃夫”，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汝龙最早翻译的契诃夫的小说，也是由巴金主持的出版社出版的。
汝龙这个名字，和契诃夫紧紧连在一起。虽然他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但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他征求过巴金的意见，巴金建议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上。从此，汝龙便以个体翻译家的身份，将全部生命投入契诃夫作品的译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较为整齐地出版了二十七卷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八十年代初，他又重新修订，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这套选集，并且继续翻译、修订，出版《契诃夫文集》和十卷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这项规模宏大的翻译工程，完全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是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从未听见译者的呻吟和诉苦；不仅对自己的生活境况不抱怨，还用一个高贵翻译家的余光照亮他人。经济学家余永定曾回忆，他年轻时在工厂做工，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拜汝龙为师。为了让余永定理解一个单词的含义，汝龙会做动作，帮助他理解：“例如irritation（激怒）这个词，他就做出irritated的样子给我看。《金银岛》里有不少海盗对话，我怎么也看不懂，汝龙先生就模仿海盗的声调，绘声绘色地高声朗读，让我体会这些话的含义。”汝龙循循善诱，完全出于一个热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喜欢契诃夫作品的读者，但见一本本译作摆在书店、图书馆的书架上，又有谁了解过译者的情况？我是契诃夫迷，即使注意搜集相关资料，也很少听到译者的声音。年轻时好事，当我得知汝龙先生的妹妹汝倩英同志在本单位的计统局工作后，主动登门，想通过她，以采访的名义拜访汝龙先生。那时，汝龙的住所极狭窄，不少书就存放在妹妹的新家，我经常看见一些同事捧着巴金签赠“及人兄/文颖嫂”的书在机关里读；原来汝龙字“及人”，书是从他妹妹那里借出的。倩英同志知道我的用意，又了解她哥哥的性格，就让我写个采访提纲，由她转交，看她哥哥是否同意。不料我的请求坏了事：倩英同志转告我，她哥哥说，我们还是谦虚一些吧，不要写文章宣传了。为了安慰我，她送给我两本新近出版的契诃夫文集。我暗自后悔：假如不说采访，随倩英同志去看看她的翻译家哥哥，当是不会拒见的吧。记得契诃夫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家写完作品后，就应该躲在幕后，“连克雷洛夫都说过，空桶子敲起来比实桶子还响，如果他们有才能，就应该尊重他”。我想，一辈子浸淫于契诃夫的作品，通过作品了解契诃夫伟大的人格精神，怎能不受其影响？汝龙先生默默翻译契诃夫，把自己的心血融化在严肃的工作中，放眼翻译界，他是唯一一位没接受过采访、成就又很大的翻译家。
*
在莫斯科，白天我带领团队访问各种智库，晚上就到大街上溜达，寻找与契诃夫有关的遗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附近散步时，不禁想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过一本《契诃夫与艺术剧院》，是满涛译的，这位大导演详尽地追述他和契诃夫、契诃夫和剧院的渊源。我知道，《海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奠定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舞台大幕上就绣着两只展翅飞翔的海鸥。现在，那两只海鸥还在大幕上吗？
在北京的首都剧场，我看过立陶宛OKT剧团表演的《海鸥》，演出没过半，我大失所望，悄悄退场。《海鸥》的剧中人坐在折叠椅上，只是说话，话剧变成朗诵剧、广播剧；至于演员的化装，也是敷衍塞责，好像在彩排。与其买高价票来剧场看演出，还不如自己在家看剧本，也许我孤陋寡闻，不明白这是什么“现代形式”。北京人艺排演的《万尼亚舅舅》，演出一开场，濮存昕饰演的万尼亚匍匐在舞台右侧，从服饰、灯光都贴近契诃夫的人物形象。但在演出过程中，整台戏不协调，演员的水平高下不均，全剧的效果就分裂；导演对契诃夫的诠释，是另一种舞台语汇，我大不满足。对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太难正确把握，用另一种艺术形式再现，甚至是南辕北辙。
我读的契诃夫的几个剧本，是焦菊隐、满涛翻译的，满涛直接从俄文翻译，质量最高。但要读出契诃夫独有的文字风格和韵味，我还是认汝龙。读过汝龙翻译的所有契诃夫的作品后，我胡思乱想：我是读契诃夫，还是读汝龙？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有与青春携手同行的书。我年轻时大量购买古今中外的经典，读契诃夫，却先从机关的图书馆借阅，然后才一本本从书店买。《契诃夫小说选集》不是一次出齐的，出几本买几本，买契诃夫的小说成了执念，直到集齐二十七本。而契诃夫逝世的照片，我将其装进金边镜框，摆在宿舍的书桌前；夜晚，我在台灯下读书，面对他安详的遗容。契诃夫的小说并未给读者指明生活方向，那些人物形象，没有一个是高大又完美的。在灰色、庸俗、琐碎、慵懒的生活场景和色调里，他笔下的人物在挣扎，在向往透明的天空和亮丽的阳光，有如植物的向光性。沙皇统治下的农奴制，很大程度上压制、扭曲了民族性格，所以契诃夫笔下，有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也有下层人民的苦难。
读契诃夫，使我对工作的外部环境渐渐不满，我特别害怕自己成为《外套》里的别里可夫而不自觉。这时，我用儒学的方法，反身内求，勇猛精进，从而改变自己的“精神构造”。读懂契诃夫的人会知晓，契诃夫的文学思想是向现实生活发出警告，让我们警惕那些习以为常的恶劣惯性，他告诫读者不要以非为是，要有更高、更美好的目标。而误读契诃夫的人，会以为这位作家没理想，作品太灰色，看不到光明的前景，缺乏曲折离奇的故事。在我国，早就有因误读主动告别契诃夫的人，而读懂的人，坚定了自己的生活目标。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干校劳动时，偶然读到契诃夫的小说《打赌》，因此受到启发。不顾繁重的劳动与黯淡的境遇，他发愤读书，珍惜寸阴，改革开放后用所学专业为国家服务，作出了突出贡献。呵呵，要谈契诃夫小说的现实功用，显然背离文学的本质，契诃夫泉下有知，也会发笑。但我有资格说，契诃夫的文学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剧本，在外形散乱的艺术世界里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告诉读者：“这样生活是不行的！”
莫斯科刚下完一场大雪，我们就在谢列梅捷沃机场落地。发现工作人员正清理积雪，我就想，当俄罗斯遇到大雪，所见所闻才有记忆里的历史场景。此刻，有谁知道，我刚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脑袋里想的全是契诃夫——这位参与了我精神塑造的俄国作家，我年轻时的心灵导师，命运歧途上的指路人。
公务活动之余，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又到访新圣女公墓，这里葬有一万多名俄罗斯的历史名人；在公墓门口，我花一百卢布买了一朵白菊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新圣女公墓就像一座美丽的雕塑园，独行其间，让人目不暇接。我找到契诃夫墓，手拿白菊花，对着简洁、朴素的墓碑，以一个中国读者的身份，诉说自己对地下魂灵的喜爱与倾慕。
契诃夫的墓碑是白色的，尖顶，顶端三个圆锥形的装饰上方还有十字架，整体来看，既像带阁楼的小房子，又像微缩版的东正教教堂。紧挨着契诃夫墓的，是果戈理的墓，契诃夫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露出迷人的微笑。尽管生前他很欣赏“芳邻”的作品，但做梦也不会想到死后竟挨得如此近，如果他还能写作的话，这就是现成的契诃夫式小说的素材。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著名作家的头像曾印在糖果纸上，契诃夫看到后，对一位正在剥糖果纸的女士说：“还没契诃夫，是吧？以后就会有的。”契诃夫的头像后来印没印在糖果纸上，我不知道，可我亲眼看见莫斯科郊外列宁别墅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本泛黄的日历，时间定格于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的日子，日历的背板，就有契诃夫的头像。这位曾被革命导师赞赏，并在讲话、文章中几次引用其小说人物诠释的革命真理的作家，虽然在世时没看到自己的头像印在糖果纸上，却被请进了列宁的书房。
靠近契诃夫墓的，还有卓娅和舒拉的墓，女英雄卓娅宁死不屈的凛凛雕像就矗立在墓前。卓娅生前，曾在笔记本上抄写契诃夫话剧《万尼亚舅舅》中阿斯特罗夫医生的一句台词：“一个人什么都得美：脸、衣饰、心灵、思想。”这句台词，也是契诃夫生活理想与追求的写照。上世纪五十年代，《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最受中国青年喜爱的畅销读物，通过英雄的感人事迹，中国青年也了解到女英雄对契诃夫作品的喜爱。自己的作品能成为青年励志的箴言，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构造”，可谓作家的最高荣光。
去圣彼得堡的夏宫时，我在芬兰湾捡了一块石头，留作纪念。从圣彼得堡跨过芬兰湾，白帆点点的远方，是德国的疗养胜地巴登威勒。由于肺病日深，契诃夫到巴登威勒疗养，于1904年7月15日逝世，享年四十四岁。临终前，他向守护他的妻子克尼碧尔要了一杯香槟，喝完香槟，说：“我要死了。”他是医生，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的病情；他清醒地告别人世，就对至爱的妻子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当他的遗体运回俄国时，却上演了一出“戏”：火车进站后，站台上敲鼓吹号，为的是迎接一位俄国将军的灵柩，而契诃夫的遗体被放在一节运牡蛎的货车里。高尔基曾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愤怒地写道：“‘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了一管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然而‘庸俗’也用一个卑劣的恶作剧对他报了仇：就是把他的遗体——一个诗人的遗体——放在一节运牡蛎的货车里。”7月22日，莫斯科文学界为契诃夫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几百人护送灵车，将这位既热情又冷峻，既幽默又深刻，既朴素又富有的高贵优雅、正直善良的作家送到新圣女公墓下葬。
我将手中的白菊花轻轻放在契诃夫墓前，面对墓碑三鞠躬。公墓修道院的金色葫芦顶，于蓝天丽日下熠熠生辉，树叶在风中发出金属质感的声响，四周静悄悄的，空气里弥漫着冷寂的味道。
*
契诃夫的作品，很早就被译介到我国。新文化运动后，鲁迅、茅盾、徐志摩等前辈，或是翻译他的小说，或是翻译对他的评论，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营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自从改变办刊方针，由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相继担任主编后，刊登过契诃夫的照片和赵景深、彭补拙、洛生等人的译作。沈从文在初涉文学写作时，就对契诃夫的小说产生兴趣。徐志摩旅欧时，在英国拜访了女作家曼斯费尔德，同他心仪的作家大谈契诃夫；他知道，曼斯费尔德是契诃夫的私淑女弟子，被称为“英国的契诃夫”。抵达莫斯科后，徐志摩又专程赴新圣女公墓，用他的话说是“给契诃夫上坟”，还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散文《契诃夫的墓园》。抗战时期，贾植芳从日文转译《契诃夫手记》，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这本译著多次再版，是许多读者和作家认识契诃夫的重要媒介。普通读者从契诃夫幽默的札记中享受阅读的快乐，小说家则学习契诃夫捕捉形象的技巧，完成细节、形象的日常积累。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中，中国读者是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排在一起的。
最能代表中国读者对契诃夫敬意的，是1954年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时，我国成立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出版了《纪念契诃夫画册》《纪念契诃夫专刊》，《译文》杂志的封面刊登了画家黄永玉所作契诃夫的木刻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翻译家满涛编写的《契诃夫画传》，孙犁撰写了长篇纪念文章《契诃夫》，巴金代表中国作家专程赴莫斯科，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巴金喜爱契诃夫的作品，他在新圣女公墓见到了克尼碧尔，还参观了契诃夫故居，写下《我们还需要契诃夫》等一组文章。1955年，这组以契诃夫为话题的文章辑为一册，名为“谈契诃夫”，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汝龙最早翻译的契诃夫的小说，也是由巴金主持的出版社出版的。
汝龙这个名字，和契诃夫紧紧连在一起。虽然他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但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他征求过巴金的意见，巴金建议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上。从此，汝龙便以个体翻译家的身份，将全部生命投入契诃夫作品的译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较为整齐地出版了二十七卷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八十年代初，他又重新修订，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这套选集，并且继续翻译、修订，出版《契诃夫文集》和十卷本的《契诃夫小说选集》。这项规模宏大的翻译工程，完全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是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从未听见译者的呻吟和诉苦；不仅对自己的生活境况不抱怨，还用一个高贵翻译家的余光照亮他人。经济学家余永定曾回忆，他年轻时在工厂做工，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拜汝龙为师。为了让余永定理解一个单词的含义，汝龙会做动作，帮助他理解：“例如irritation（激怒）这个词，他就做出irritated的样子给我看。《金银岛》里有不少海盗对话，我怎么也看不懂，汝龙先生就模仿海盗的声调，绘声绘色地高声朗读，让我体会这些话的含义。”汝龙循循善诱，完全出于一个热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喜欢契诃夫作品的读者，但见一本本译作摆在书店、图书馆的书架上，又有谁了解过译者的情况？我是契诃夫迷，即使注意搜集相关资料，也很少听到译者的声音。年轻时好事，当我得知汝龙先生的妹妹汝倩英同志在本单位的计统局工作后，主动登门，想通过她，以采访的名义拜访汝龙先生。那时，汝龙的住所极狭窄，不少书就存放在妹妹的新家，我经常看见一些同事捧着巴金签赠“及人兄/文颖嫂”的书在机关里读；原来汝龙字“及人”，书是从他妹妹那里借出的。倩英同志知道我的用意，又了解她哥哥的性格，就让我写个采访提纲，由她转交，看她哥哥是否同意。不料我的请求坏了事：倩英同志转告我，她哥哥说，我们还是谦虚一些吧，不要写文章宣传了。为了安慰我，她送给我两本新近出版的契诃夫文集。我暗自后悔：假如不说采访，随倩英同志去看看她的翻译家哥哥，当是不会拒见的吧。记得契诃夫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家写完作品后，就应该躲在幕后，“连克雷洛夫都说过，空桶子敲起来比实桶子还响，如果他们有才能，就应该尊重他”。我想，一辈子浸淫于契诃夫的作品，通过作品了解契诃夫伟大的人格精神，怎能不受其影响？汝龙先生默默翻译契诃夫，把自己的心血融化在严肃的工作中，放眼翻译界，他是唯一一位没接受过采访、成就又很大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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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白天我带领团队访问各种智库，晚上就到大街上溜达，寻找与契诃夫有关的遗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附近散步时，不禁想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过一本《契诃夫与艺术剧院》，是满涛译的，这位大导演详尽地追述他和契诃夫、契诃夫和剧院的渊源。我知道，《海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奠定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舞台大幕上就绣着两只展翅飞翔的海鸥。现在，那两只海鸥还在大幕上吗？
在北京的首都剧场，我看过立陶宛OKT剧团表演的《海鸥》，演出没过半，我大失所望，悄悄退场。《海鸥》的剧中人坐在折叠椅上，只是说话，话剧变成朗诵剧、广播剧；至于演员的化装，也是敷衍塞责，好像在彩排。与其买高价票来剧场看演出，还不如自己在家看剧本，也许我孤陋寡闻，不明白这是什么“现代形式”。北京人艺排演的《万尼亚舅舅》，演出一开场，濮存昕饰演的万尼亚匍匐在舞台右侧，从服饰、灯光都贴近契诃夫的人物形象。但在演出过程中，整台戏不协调，演员的水平高下不均，全剧的效果就分裂；导演对契诃夫的诠释，是另一种舞台语汇，我大不满足。对契诃夫的艺术世界，太难正确把握，用另一种艺术形式再现，甚至是南辕北辙。
我读的契诃夫的几个剧本，是焦菊隐、满涛翻译的，满涛直接从俄文翻译，质量最高。但要读出契诃夫独有的文字风格和韵味，我还是认汝龙。读过汝龙翻译的所有契诃夫的作品后，我胡思乱想：我是读契诃夫，还是读汝龙？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有与青春携手同行的书。我年轻时大量购买古今中外的经典，读契诃夫，却先从机关的图书馆借阅，然后才一本本从书店买。《契诃夫小说选集》不是一次出齐的，出几本买几本，买契诃夫的小说成了执念，直到集齐二十七本。而契诃夫逝世的照片，我将其装进金边镜框，摆在宿舍的书桌前；夜晚，我在台灯下读书，面对他安详的遗容。契诃夫的小说并未给读者指明生活方向，那些人物形象，没有一个是高大又完美的。在灰色、庸俗、琐碎、慵懒的生活场景和色调里，他笔下的人物在挣扎，在向往透明的天空和亮丽的阳光，有如植物的向光性。沙皇统治下的农奴制，很大程度上压制、扭曲了民族性格，所以契诃夫笔下，有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也有下层人民的苦难。
读契诃夫，使我对工作的外部环境渐渐不满，我特别害怕自己成为《外套》里的别里可夫而不自觉。这时，我用儒学的方法，反身内求，勇猛精进，从而改变自己的“精神构造”。读懂契诃夫的人会知晓，契诃夫的文学思想是向现实生活发出警告，让我们警惕那些习以为常的恶劣惯性，他告诫读者不要以非为是，要有更高、更美好的目标。而误读契诃夫的人，会以为这位作家没理想，作品太灰色，看不到光明的前景，缺乏曲折离奇的故事。在我国，早就有因误读主动告别契诃夫的人，而读懂的人，坚定了自己的生活目标。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干校劳动时，偶然读到契诃夫的小说《打赌》，因此受到启发。不顾繁重的劳动与黯淡的境遇，他发愤读书，珍惜寸阴，改革开放后用所学专业为国家服务，作出了突出贡献。呵呵，要谈契诃夫小说的现实功用，显然背离文学的本质，契诃夫泉下有知，也会发笑。但我有资格说，契诃夫的文学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剧本，在外形散乱的艺术世界里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告诉读者：“这样生活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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