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讯 记者从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获悉，“泛彼无垠——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历代书法精品展”，于8月13日—11月13日在该馆1号厅举行。该展是新馆落成后首次以院藏书法为主题的展览。作为庆祝新址落成的系列藏品展之一，展览精心遴选出94件套院藏书法作品（实物154件），包含16件一级文物，28件二级文物。该次展览的作品，创作年代跨越唐、明、清直至近现代，其中不乏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董其昌、陈继儒、王铎、傅山、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等大家的代表性作品；文辞内容涉及佛教经典、诗文词赋、文房楹联、往来书信、书评画论等；书写形式包含中堂、条幅、长卷、扇面、册页；字体涵盖篆、隶、楷、行、草；风格则从放浪豪迈到规整严谨，从古意盎然到新风迭出。展览以“唐人写经”“明代书法”“清代书法”“近现代书法”四个单元呈现。
展览现场
唐代书法与佛教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唐人写经的大量出现即其重要表征之一。唐人写经一般出自经生、书手、书法家、僧人、居士之手。经生和书手虽名不见经传，但均具有较高的书法造诣。其书体以楷书为主，注重文字的准确性，体现出一种虔诚的心态。其风格有的严谨缜密，秉承当时的“尚法”之习，并受颜真卿等名家影响；有的则楷中带行，略具洒脱之意，熔雄健与飘逸于一炉。
明代书法史呈现出一个兴旺发达的局面，名家辈出，蔚为大观，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明代前期，因受“文字狱”以及台阁体书风盛行于朝野的影响，书法发展一度陷入停滞当中。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吴门书派崛起，摒弃了台阁体的浸染，其中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被称为“吴门四大书家”，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被称为“吴中四名家”。明代后期，受个性解放和禅宗思想的影响，书法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邢侗、米万钟、董其昌等为代表的帖学正统，秉承古典帖学精神；另一类是由徐渭、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等开创的帖学新风，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涤荡书坛。另外董其昌又与莫是龙、陈继儒等构成云间书派（又称松江书派或华亭书派），将传统精髓和个人性情融为一体。
《行草书怀知诗》（局部）祝允明纸本34.4cm*1116.2cm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清代书法史可谓帖学与碑学的竞争史：清代前期，帖学独尊书坛；清代中期，碑帖相互抗衡；清代后期，碑学一统天下。清代前期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书法，董氏书风影响了其时大批著名书家如查士标、沈荃、孙岳颁等。同时，由台阁体延续而来的馆阁体也开始弥漫于书坛。清代中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促进了帖学的发展。其时赵孟頫书法成书坛时尚。帖学派代表人物有“清四家”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等。同时，“乾嘉学派”带动了碑学派书法的兴盛，出现金农、邓石如、伊秉绶等早期碑学派代表人物。清代后期，社会动荡，碑学成为书坛主流。在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康有为等大批碑学派书家的共同推动下，碑学派发展壮大至顶峰。此外，颜体大兴，何绍基、钱沣、翁同龢等在取法颜体上皆有建树。
近代书法的变化，主要在于碑帖之间的此消彼长。清末“尊碑”思想依然占主导地位，书坛几乎形成“北碑盛行，南书绝迹”的局面。其时著名书家吴昌硕、黄牧甫、康有为等为碑学派宗师，沈曾植则是碑帖融合的翘楚。民国初年帖学呈复兴之势。商周甲骨和青铜器等的大量出土，促进了近代古文字研究和篆书创作，孕育出罗振玉、章太炎等篆书大家。现代帖学名家辈出，如沈尹默、吴玉如、白蕉、林散之等。而碑学也继续流行，其中广东作为碑学重镇，则有着康有为、梁启超、易孺、林直勉、胡汉民、吴子复、秦咢生等碑学派大家。此外，现代碑学集大成者于右任与帖学旗手沈尹默合称“南沈北于”。现代书法还呈现出碑帖融合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新格局，可见于郭沫若和沙孟海的作品中。而王福庵、邓尔雅、容庚等则在古文字研究和篆书创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采写：新快报记者 潘玮倩 梁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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