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古代书画——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展，精心遴选了五十余件明清时期的山水画作精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元末明初画家王绂的《北京八景图卷》。该图卷依序画“金台夕照”、“太液晴波”、“琼岛春云”、“玉泉垂虹”、“居庸叠翠”、“蓟门烟树”、“卢沟晓月”、“西山霁雪”，是现存最早描绘“北京八景”（又称“燕京八景”）的画作。
此次展览是《北京八景图卷》的首次全卷展出，由于它一直深藏在皇宫和库房，能一睹其真容者寥寥无几，不仅普通观众知之甚少，研究者也是屈指可数，甚至产生了种种推测，现在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真伪之辨
《北京八景图卷》由图像和文本错陈缀合而成，引首为明初文学家、内阁首辅胡广撰写的《北京八景图诗序》，诗序后有八幅独立的“北京八景图”，在各图之后，均有一段对应的景观注文和一组八景诗。
长达近二十米的《北京八景图卷》,占据着展厅的一个墙面。站在图卷前，隔着展台玻璃，我细细查看着图上的高山、溪流、瀑布、关隘、古桥、石崖，默咏着图卷上的每一首诗，探寻着每一处印章和落款，久久驻足，不舍离去。
虽然这是跨越了六百多年的偶遇，却如故友相逢。
“八景图”每幅纵一尺三寸，横三尺四寸，各标题为篆书，分钤两枚印章：篆书朱文长方印“中书舍人”和篆书白文方印“王氏孟端”。“中书舍人”为王绂的官职，“孟端”为王绂的字。乾隆年间纂辑的大型著录文献《钦定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此卷，将其归于王绂名下。画家、书画鉴定家徐邦达鉴定《北京八景图卷》为“真迹上”，这一观点目前仍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质疑。我国绘画史论家、画家、美术教育家俞剑华在《王绂》专论中，对《钦定石渠宝笈续编》的看法有所保留，称“这画题跋均不真，因而这画的真实性，也有问题”。
本次明清山水画展分实景和虚景两部分展出，《北京八景图卷》被归为实景山水画类。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副研究馆员杨扬在讲解中介绍：《北京八景图卷》山峦粗犷，墨色浓重，苍郁秀润，层次深远，气息淳厚，与王绂南方山水画淡润清秀的风格有很大差异。这是王绂作为一个南方画家对北方山水的理解。虽然有学者对真伪提出质疑，但不可否认，它是明初绘画作品的上乘之作。
景观注文的作者是谁？
在《北京八景图卷》各图之后，都有一组诗文，第一段是与图画对应的景观注文，没有落款。胡广在诗序里也没有提及。翰林侍讲杨荣在《题〈北京八景〉卷后》一文中称：“因举足迹所至，书于卷末，具以诸景之概所以得名，疏于图首。”杨荣说把撰写的诸景概况、得名原因分别放在图首，但图卷上的景观注文则放在了“八景图”之后。
台湾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衣若芬称，在韩国的三家图书馆收藏有“北京八景诗集”，虽然书名略有不同，但内容大致相同。其中收录了翰林侍讲曾棨的《书北京八景诗后》，文中称：杨荣在北京八景各题之下注疏内容，以便观者理解。但目前还没有在我国有关典籍中搜索到曾棨的这篇《书北京八景诗后》。
图卷上诗的作者都有谁？
各景观注文之后，均有一组（每组九首）与八景图对应的八景诗，有的有落款和印章，有的仅有落款，有的没落款也没印章。
各组第一首八景诗没有落款，不过《天府广记》（明，孙承泽著）有“八景诗”组诗，翰林侍讲邹缉的八首诗均收录其中，且排在第一位，其内容与图卷相同；各组第二首诗为翰林侍讲胡俨所作，诗右有落款和两枚印章；各组第三首只有“居庸叠翠”有杨荣的落款和印章一枚，但其他七首与杨荣的《杨文敏集》中收录的组诗“京师八景”内容相同；各组第四、五、六首分别是翰林侍讲金幼孜、曾棨、林环的诗，诗左有落款和一枚印章；各组第七、八、九首分别是翰林修撰梁潜、王洪、王英的诗，诗左有落款。
在胡广的诗序、杨荣的跋文，以及《燕山八景图诗》提要中均提到，参与八景诗创作的共有十三人，除图卷上的九人外，还有胡广本人，翰林修撰王直，中书舍人王绂、许翰四人。
因八景诗收录不全，图卷末尾也没有杨荣的跋文，即使胡广在诗序中称“装为一卷”、《燕山八景图诗》提要中也称“裱为一卷”，但仍有研究者推测，《北京八景图卷》原有两卷，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本可能是一个副本。
当站在《燕山八景图卷》前的那一刻，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谜团一下被打开了。在每组八景诗后，均有一米左右的空白纸张，明显是为其余的八景诗留下的位置。至于胡广等四人的八景诗为什么没有收录上，则不得而知。但了解一下这十三人的身份，就知道收录全八景诗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十三人皆为翰林院官员，其中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四人又是内阁大臣，他们不仅两次扈从朱棣北巡，还五次随从朱棣北征，解决盘踞在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征战沙场，血火刀剑，无暇顾及吟诗作赋也就不足为怪了。
十三人作有多少八景诗？
为《北京八景图卷》总共作了多少八景诗，不同的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北京八景图卷》上的胡广诗序说：“得诗百十二首。”
邹缉先作一组八景诗为倡，其余十二人中，有十一个人每人写一组八景诗，唯独胡广写了二组，这在胡广的诗序、杨荣的跋文和《燕山八景图诗》中都有记述。《胡文穆公文集》中也收录有《北京八咏和邹侍讲韵》和《后北京八景》两组诗。
十三人得十四组八景诗，每组八首，正好一百一十二首。
在其他史料中，有称得诗一百二十首，或一百二十四首，这大概是收录有误造成的。
王绂其人 风度冠绝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博学，工歌诗，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久之，除中书舍人。”这是《明史》对王绂传奇一生的简要概括。
王绂（1362—1416），明初画家，别号友石（亦说友石生），自号九龙山人，世居常州无锡，祖父、父亲皆隐居不仕，乐善好义。王绂也曾隐居惠山。惠山有九峰，又称九龙山，号“九龙山人”就是由此得名。
王绂自幼负瑰伟之材，颖敏聪慧，好读书、喜吟咏，十岁能诗，十五岁（洪武九年，1376年）充博士弟子员，研究四书五经。少年王绂文思泉涌，每当挥洒吟咏，能援毫立就，且动辄千言，清新奇特，旁观的人莫不跌足赞叹，惊喜连连，他却浑然不知。但王绂并不想透露自己的创作技巧，一旦为外人所知，他气得把笔都扔了，说只是个误笔。
他的诗浑然天成，别有风趣，与当时弥漫在文坛的葩藻富丽的应酬之作截然不同。翰林院侍讲、承直郎王进赞王绂诗“长篇短章，舂容尔雅，无斧凿痕，而理趣兼至，盖其心志坦夷，故词语浑成而不假于雕琢也”。王绂的好友，徴事郎、中书舍人章昞如称他的古诗类唐代文学家韦应物、柳宗元，律诗类晚唐，词语婉媚，驰骋于世。
王绂诗画双美，诗可入画，画亦可入诗。《明诗纪事》（清，陈田编著）对王绂的题画诗给予高度评价：“九龙山人画品超绝，诗亦别有风趣，稍录其矜练之作，如读一幅着色云林画也。”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周亮工说，王绂的诗不在明初“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之亚，认为这也是王绂的绘画作品贵重于后世的原因之一。
王绂喜爱绘画且极具绘画天赋，不由师授而卓绝过人。别人苦苦追求、历经数年一笔也不可得，他不经意间地抒发情怀就能连画数幅，且精妙入神，态度横出。
王绂擅长山水，尤精枯木竹石，画墨竹多受北宋“墨竹大师”文同的影响，并兼收北宋以来各名家之长，虽寥寥数笔，却纵横飘逸，形态传神，意趣横生。明后期书画家董其昌赞誉他为明代画竹之“开山手”。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刑部尚书王世贞称他的墨竹为“国朝第一”。
王绂的山水画继承了元四家的传统，吸取吴镇的水墨淋漓，王蒙的层峦叠嶂，倪瓒的古木茅亭，所学风格不同，择善而从，不拘一格，画风幽淡简远，苍古厚重，于运劲中见姿媚，是当时画坛风格变迁的先驱者，为明中后期的文人画奠定了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绂襟怀率性，卓荦不羁，人品高洁，颇有魏晋风度。酒酣时，意气傲然，伸纸攘袂，挥毫洒墨，奇怪跌宕，不可名状。游览时遇到长廊素壁，他会向人索酒喝，兴致来了纵笔挥洒，层峦叠嶂，烟云浩渺，不可端倪。
他弃绝尘俗，不与凡夫俗子交往，对一些流俗之辈，或者不可意的人，他白眼视之。不是知己，他不轻易作画送人，即便是朝廷重臣、王孙贵族，他也会当面拒绝，不留情面。曾有人规劝他，王绂则说：“成年男子对待选择居所这样的小事都应该谨慎，何况是关乎节操这样的大事呢？”文徵明说他“能不为艺事所役，虽片纸尺缣非其人不可得也”。坊间也流传有“舍人风度冠时流，笔底江山不易求”的佳话。
明代开国功臣、黔国公沐晟多次求画的轶事，也见诸很多文献中。一天退朝，沐晟从后面呼喊王绂，王绂没有回应。同僚告诉他：“喊你的是黔国公。”王绂说：“我不是没听到他的喊声。必定是向我索画罢了。”沐晟跑过来赶上王绂，果然是求画。王绂仅对他点点头。几年过去了，沐晟仍然没有忘记求画的事，又写信催促，王绂这才为他作画。画好后他又说：“我的画直接送给黔国公不好。黔国公的宾客平仲微是我的朋友，我可以把画送给平仲微，有机会黔国公再向平仲微索要。”
平仲微即平显，字仲微，曾任广西藤县令，后谪戍云南，为黔国公的宾客，与王绂友善，为诗豪放自喜，云南诗人称“平、居、陈、郭”，平居第一。虽然平显只是黔国公的宾客，但在王绂眼中，友情的砝码显然重于政治地位。
沦落向天涯
虽然王绂的艺术成就卓然，却仕途坎坷，饱受磨难。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征召博士弟子员入京，十七岁的王绂因过人的书画才能应征入京。但不久他便离开京师，放迹江湖，纵情诗酒。史料中对王绂进京后的情况均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王绂自己也称“不知缘底事，沦落向天涯”。但大多认为王绂是受胡惟庸案牵连才被谪戍朔州（今大同）的。
胡惟庸是明初宰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官至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他日益骄横跋扈，并暗中勾结他人准备谋反，洪武十三年（1380年）事发，朱元璋大怒，以“谋不轨”罪诛之，并灭其九族。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胡案进一步大显，朱元璋又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多位开国功臣，被诛杀者达三万余人，成为明初四大案之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取消中书省，规定后代子孙皆不得再设立丞相。
如果说王绂是受胡案牵连被发配充军，但一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怎么会跟一个当朝宰相扯上瓜葛呢？如果有，也只是间接关系吧，否则就不是戍边那么简单了。至于王绂具体哪一年谪戍朔州，一说是在胡案爆发不久，一说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
王绂带着妻子与两个幼子屏处边陲，其艰辛凄苦、心酸愁苦可以想见。他在《代州道中》一诗中写道：“稍阴忧雨雪，才霁苦风沙。逆旅人欺客，征途犬护车。”壮盛之年，正是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最佳时期，遭受如此打击，真是“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他以韩信自比，在《出塞述怀》一诗中写道：“欲扣天关杳不通，身投荒服远从戎。王孙谁复哀韩信，行伍何由拔吕蒙。”
王绂的好友章昞如则称，王绂在谪戍朔州期间并不沮丧气馁，而是意气自若，十分淡定，内无摇夺之心，外无沮馁之色，好像不知道自己是个有罪之人。负责守护的人也知道王绂是个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对他更加礼遇。虽身处逆境，仍能保持尊严，实属难能可贵。
参与编纂《永乐大典》
王绂在烽火烟墩的荒凉寂寞里度过了漫长的屈辱岁月，一直到建文二年（1400年），朱元璋之孙朱允炆即位，大赦天下，王绂这才得以归乡。永乐元年（1403年），王绂因善书被举荐进京，供事文渊阁，参与编纂《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历经两次编纂，王绂全程参与，于永乐六年（1408年）抄写完毕。《永乐大典》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被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完成《永乐大典》缮录工作四年后的永乐十年（1412年），王绂官至中书舍人。这时王绂已经五十岁了。之后，王绂迎来了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作为皇帝的“秘书”之一，他时常伴随朱棣左右。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二年（1414年），王绂两次扈从朱棣北巡，簪缨黼黻，前后相望，赓歌宴赏，悉皆俊乂，可谓荣耀之极。
然而好景不长，升任中书舍人四年后的永乐十四年（1416年），王绂偶然得病，不久便一病不起，在北京官舍去世。章昞如、胡广等都记述了这件事。
章昞如说，王绂病情危急时，朋友去看望他，相视而泣。朋友看着他说：“先生倘若有什么不幸，应当把身后事嘱托给我。”王绂说：“我这一辈子于心无愧，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但是忠君之事未尽，实在是天地间的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完便去世了。
王绂口中的君恩未报，正是他心中的壮志未酬。这应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事了。但真正让王绂吐不出、咽不下，且难以启齿的，还是那桩一直没有完结、没有定论的戍边之事。
胡广念在与王绂相交十四五年、相知有素的份上，为王绂撰写墓表。由这个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胡广来“盖棺论定”，王绂死后也可以心安了。
为迁都北京做舆论准备
游历名胜，吟诗作赋，本是文人的寻常雅事，但是，这一次对北京八景的吟咏，并不是单纯的一群文学之臣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由胡广、杨荣、邹缉等人精心策划的为朱棣迁都北京而做的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他们想通过绘制画卷、题写诗咏这种形式，激起南方臣民对新都北京的兴趣。
关于迁都一事，朱棣态度非常坚决。朱棣十岁被封为燕王，二十岁就藩北平，设立王府，自此经营北平二十多年，政治基础稳固。同时，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北平，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再者，朱棣靠“靖难”夺取皇位，攻破南京，在众多朱允炆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朱允炆的旧臣有的效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旧臣，血腥、恐怖、疑惧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南京，经久不散。朱棣希望尽快离开这座“不祥之城”。
迁都兹事体大，有很多不同意见。朝中大臣，除了不事二主的“忠臣”，更多的是像胡广这样见风使舵的“骑墙派”。胡广本是朱允炆钦点的状元，后归附朱棣。在迁都这件事情上，他肯定不会忤逆朱棣。歌咏北京八景，他也是非常积极的，不仅写了诗序、撰写了两组八景诗，还携同邹缉一起探求了北京八景的遗址。
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朱棣下诏以南京皇宫为蓝本，开始兴建北平皇宫和城垣。他还将自己的陵墓修在北平，以证明迁都的决心。永乐十一年、十二年，他接连两次北巡，检查迁都的准备工作。众文学之臣参与创作的《北京八景图卷》，也是为了向南方臣民推介北方的好山好水。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平皇宫和北平城建成，其规模与南京皇宫相比，“凡庙社、郊祀、坛庙、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新修的北平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朱棣下诏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平顺天府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在奉天殿接受朝贺，大宴群臣，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
不过，紫禁城建成仅百日，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即遭雷击引发火灾。朱棣恐惧不安，不知所措。他紧急下诏，让群臣直陈阙失。群臣大多说这是迁都造成的，其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最为有名。
从积极组织吟咏“北京八景”来看，邹缉是赞同朱棣迁都的。但为了肇建北京，耗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耗费国储、官吏横征、物价上涨，农民也不得务农。灾害来时，人们剥树皮、掘草根充饥，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他认为不宜再使人民劳苦，应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
邹缉的上书虽然客观，但还是惹怒了朱棣，说进言者是毁谤讥刺，下诏严禁诋毁，犯者不赦。有人被捕入狱，有人被贬到交趾（今越南），只有邹缉和其他两位官员无罪。不久他还升了职。
虽然没有获罪，但也并非风平浪静。有记载称他“几得祸”。邹缉作《行路难·请君勿言苦》吐露出心声：“请君勿言苦，我歌行路难。世事有反覆，人心若波澜。布衣扼夺卿相位，祸仇起自杯酒间。……狂呼骂坐何足惊，咸阳市上殊无情。行路难，行路难，人生自古有如此，何须局促增叹声。”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九月，邹缉卒于官，家无余赀，惟留藏书数千卷。《明史》称他：“博极群书，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
朱棣的一生，金戈铁马，驰骋疆场。金幼孜的笔记《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的笔记《北征记》等都生动地记载了北征期间朱棣的言行、行军作战情况、行军路程、山川胜迹及见闻趣事等。
北征虽然致使蒙古势力进一步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但也使明朝精疲力竭。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如今回望，朱棣迁都这一壮举，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使北京及其周边成为明朝的核心统治地域，汉族政权对华北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古代书画——明清绘画中的山水行旅”展，精心遴选了五十余件明清时期的山水画作精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元末明初画家王绂的《北京八景图卷》。该图卷依序画“金台夕照”、“太液晴波”、“琼岛春云”、“玉泉垂虹”、“居庸叠翠”、“蓟门烟树”、“卢沟晓月”、“西山霁雪”，是现存最早描绘“北京八景”（又称“燕京八景”）的画作。
此次展览是《北京八景图卷》的首次全卷展出，由于它一直深藏在皇宫和库房，能一睹其真容者寥寥无几，不仅普通观众知之甚少，研究者也是屈指可数，甚至产生了种种推测，现在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真伪之辨
《北京八景图卷》由图像和文本错陈缀合而成，引首为明初文学家、内阁首辅胡广撰写的《北京八景图诗序》，诗序后有八幅独立的“北京八景图”，在各图之后，均有一段对应的景观注文和一组八景诗。
长达近二十米的《北京八景图卷》,占据着展厅的一个墙面。站在图卷前，隔着展台玻璃，我细细查看着图上的高山、溪流、瀑布、关隘、古桥、石崖，默咏着图卷上的每一首诗，探寻着每一处印章和落款，久久驻足，不舍离去。
虽然这是跨越了六百多年的偶遇，却如故友相逢。
“八景图”每幅纵一尺三寸，横三尺四寸，各标题为篆书，分钤两枚印章：篆书朱文长方印“中书舍人”和篆书白文方印“王氏孟端”。“中书舍人”为王绂的官职，“孟端”为王绂的字。乾隆年间纂辑的大型著录文献《钦定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此卷，将其归于王绂名下。画家、书画鉴定家徐邦达鉴定《北京八景图卷》为“真迹上”，这一观点目前仍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质疑。我国绘画史论家、画家、美术教育家俞剑华在《王绂》专论中，对《钦定石渠宝笈续编》的看法有所保留，称“这画题跋均不真，因而这画的真实性，也有问题”。
本次明清山水画展分实景和虚景两部分展出，《北京八景图卷》被归为实景山水画类。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副研究馆员杨扬在讲解中介绍：《北京八景图卷》山峦粗犷，墨色浓重，苍郁秀润，层次深远，气息淳厚，与王绂南方山水画淡润清秀的风格有很大差异。这是王绂作为一个南方画家对北方山水的理解。虽然有学者对真伪提出质疑，但不可否认，它是明初绘画作品的上乘之作。
景观注文的作者是谁？
在《北京八景图卷》各图之后，都有一组诗文，第一段是与图画对应的景观注文，没有落款。胡广在诗序里也没有提及。翰林侍讲杨荣在《题〈北京八景〉卷后》一文中称：“因举足迹所至，书于卷末，具以诸景之概所以得名，疏于图首。”杨荣说把撰写的诸景概况、得名原因分别放在图首，但图卷上的景观注文则放在了“八景图”之后。
台湾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衣若芬称，在韩国的三家图书馆收藏有“北京八景诗集”，虽然书名略有不同，但内容大致相同。其中收录了翰林侍讲曾棨的《书北京八景诗后》，文中称：杨荣在北京八景各题之下注疏内容，以便观者理解。但目前还没有在我国有关典籍中搜索到曾棨的这篇《书北京八景诗后》。
图卷上诗的作者都有谁？
各景观注文之后，均有一组（每组九首）与八景图对应的八景诗，有的有落款和印章，有的仅有落款，有的没落款也没印章。
各组第一首八景诗没有落款，不过《天府广记》（明，孙承泽著）有“八景诗”组诗，翰林侍讲邹缉的八首诗均收录其中，且排在第一位，其内容与图卷相同；各组第二首诗为翰林侍讲胡俨所作，诗右有落款和两枚印章；各组第三首只有“居庸叠翠”有杨荣的落款和印章一枚，但其他七首与杨荣的《杨文敏集》中收录的组诗“京师八景”内容相同；各组第四、五、六首分别是翰林侍讲金幼孜、曾棨、林环的诗，诗左有落款和一枚印章；各组第七、八、九首分别是翰林修撰梁潜、王洪、王英的诗，诗左有落款。
在胡广的诗序、杨荣的跋文，以及《燕山八景图诗》提要中均提到，参与八景诗创作的共有十三人，除图卷上的九人外，还有胡广本人，翰林修撰王直，中书舍人王绂、许翰四人。
因八景诗收录不全，图卷末尾也没有杨荣的跋文，即使胡广在诗序中称“装为一卷”、《燕山八景图诗》提要中也称“裱为一卷”，但仍有研究者推测，《北京八景图卷》原有两卷，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本可能是一个副本。
当站在《燕山八景图卷》前的那一刻，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谜团一下被打开了。在每组八景诗后，均有一米左右的空白纸张，明显是为其余的八景诗留下的位置。至于胡广等四人的八景诗为什么没有收录上，则不得而知。但了解一下这十三人的身份，就知道收录全八景诗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十三人皆为翰林院官员，其中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四人又是内阁大臣，他们不仅两次扈从朱棣北巡，还五次随从朱棣北征，解决盘踞在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征战沙场，血火刀剑，无暇顾及吟诗作赋也就不足为怪了。
十三人作有多少八景诗？
为《北京八景图卷》总共作了多少八景诗，不同的文献记载有所不同。《北京八景图卷》上的胡广诗序说：“得诗百十二首。”
邹缉先作一组八景诗为倡，其余十二人中，有十一个人每人写一组八景诗，唯独胡广写了二组，这在胡广的诗序、杨荣的跋文和《燕山八景图诗》中都有记述。《胡文穆公文集》中也收录有《北京八咏和邹侍讲韵》和《后北京八景》两组诗。
十三人得十四组八景诗，每组八首，正好一百一十二首。
在其他史料中，有称得诗一百二十首，或一百二十四首，这大概是收录有误造成的。
王绂其人 风度冠绝
“王绂，字孟端，无锡人。博学，工歌诗，能书，写山木竹石，妙绝一时。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事文渊阁。久之，除中书舍人。”这是《明史》对王绂传奇一生的简要概括。
王绂（1362—1416），明初画家，别号友石（亦说友石生），自号九龙山人，世居常州无锡，祖父、父亲皆隐居不仕，乐善好义。王绂也曾隐居惠山。惠山有九峰，又称九龙山，号“九龙山人”就是由此得名。
王绂自幼负瑰伟之材，颖敏聪慧，好读书、喜吟咏，十岁能诗，十五岁（洪武九年，1376年）充博士弟子员，研究四书五经。少年王绂文思泉涌，每当挥洒吟咏，能援毫立就，且动辄千言，清新奇特，旁观的人莫不跌足赞叹，惊喜连连，他却浑然不知。但王绂并不想透露自己的创作技巧，一旦为外人所知，他气得把笔都扔了，说只是个误笔。
他的诗浑然天成，别有风趣，与当时弥漫在文坛的葩藻富丽的应酬之作截然不同。翰林院侍讲、承直郎王进赞王绂诗“长篇短章，舂容尔雅，无斧凿痕，而理趣兼至，盖其心志坦夷，故词语浑成而不假于雕琢也”。王绂的好友，徴事郎、中书舍人章昞如称他的古诗类唐代文学家韦应物、柳宗元，律诗类晚唐，词语婉媚，驰骋于世。
王绂诗画双美，诗可入画，画亦可入诗。《明诗纪事》（清，陈田编著）对王绂的题画诗给予高度评价：“九龙山人画品超绝，诗亦别有风趣，稍录其矜练之作，如读一幅着色云林画也。”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周亮工说，王绂的诗不在明初“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之亚，认为这也是王绂的绘画作品贵重于后世的原因之一。
王绂喜爱绘画且极具绘画天赋，不由师授而卓绝过人。别人苦苦追求、历经数年一笔也不可得，他不经意间地抒发情怀就能连画数幅，且精妙入神，态度横出。
王绂擅长山水，尤精枯木竹石，画墨竹多受北宋“墨竹大师”文同的影响，并兼收北宋以来各名家之长，虽寥寥数笔，却纵横飘逸，形态传神，意趣横生。明后期书画家董其昌赞誉他为明代画竹之“开山手”。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刑部尚书王世贞称他的墨竹为“国朝第一”。
王绂的山水画继承了元四家的传统，吸取吴镇的水墨淋漓，王蒙的层峦叠嶂，倪瓒的古木茅亭，所学风格不同，择善而从，不拘一格，画风幽淡简远，苍古厚重，于运劲中见姿媚，是当时画坛风格变迁的先驱者，为明中后期的文人画奠定了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绂襟怀率性，卓荦不羁，人品高洁，颇有魏晋风度。酒酣时，意气傲然，伸纸攘袂，挥毫洒墨，奇怪跌宕，不可名状。游览时遇到长廊素壁，他会向人索酒喝，兴致来了纵笔挥洒，层峦叠嶂，烟云浩渺，不可端倪。
他弃绝尘俗，不与凡夫俗子交往，对一些流俗之辈，或者不可意的人，他白眼视之。不是知己，他不轻易作画送人，即便是朝廷重臣、王孙贵族，他也会当面拒绝，不留情面。曾有人规劝他，王绂则说：“成年男子对待选择居所这样的小事都应该谨慎，何况是关乎节操这样的大事呢？”文徵明说他“能不为艺事所役，虽片纸尺缣非其人不可得也”。坊间也流传有“舍人风度冠时流，笔底江山不易求”的佳话。
明代开国功臣、黔国公沐晟多次求画的轶事，也见诸很多文献中。一天退朝，沐晟从后面呼喊王绂，王绂没有回应。同僚告诉他：“喊你的是黔国公。”王绂说：“我不是没听到他的喊声。必定是向我索画罢了。”沐晟跑过来赶上王绂，果然是求画。王绂仅对他点点头。几年过去了，沐晟仍然没有忘记求画的事，又写信催促，王绂这才为他作画。画好后他又说：“我的画直接送给黔国公不好。黔国公的宾客平仲微是我的朋友，我可以把画送给平仲微，有机会黔国公再向平仲微索要。”
平仲微即平显，字仲微，曾任广西藤县令，后谪戍云南，为黔国公的宾客，与王绂友善，为诗豪放自喜，云南诗人称“平、居、陈、郭”，平居第一。虽然平显只是黔国公的宾客，但在王绂眼中，友情的砝码显然重于政治地位。
沦落向天涯
虽然王绂的艺术成就卓然，却仕途坎坷，饱受磨难。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征召博士弟子员入京，十七岁的王绂因过人的书画才能应征入京。但不久他便离开京师，放迹江湖，纵情诗酒。史料中对王绂进京后的情况均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王绂自己也称“不知缘底事，沦落向天涯”。但大多认为王绂是受胡惟庸案牵连才被谪戍朔州（今大同）的。
胡惟庸是明初宰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官至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他日益骄横跋扈，并暗中勾结他人准备谋反，洪武十三年（1380年）事发，朱元璋大怒，以“谋不轨”罪诛之，并灭其九族。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胡案进一步大显，朱元璋又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多位开国功臣，被诛杀者达三万余人，成为明初四大案之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取消中书省，规定后代子孙皆不得再设立丞相。
如果说王绂是受胡案牵连被发配充军，但一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怎么会跟一个当朝宰相扯上瓜葛呢？如果有，也只是间接关系吧，否则就不是戍边那么简单了。至于王绂具体哪一年谪戍朔州，一说是在胡案爆发不久，一说是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
王绂带着妻子与两个幼子屏处边陲，其艰辛凄苦、心酸愁苦可以想见。他在《代州道中》一诗中写道：“稍阴忧雨雪，才霁苦风沙。逆旅人欺客，征途犬护车。”壮盛之年，正是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最佳时期，遭受如此打击，真是“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他以韩信自比，在《出塞述怀》一诗中写道：“欲扣天关杳不通，身投荒服远从戎。王孙谁复哀韩信，行伍何由拔吕蒙。”
王绂的好友章昞如则称，王绂在谪戍朔州期间并不沮丧气馁，而是意气自若，十分淡定，内无摇夺之心，外无沮馁之色，好像不知道自己是个有罪之人。负责守护的人也知道王绂是个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对他更加礼遇。虽身处逆境，仍能保持尊严，实属难能可贵。
参与编纂《永乐大典》
王绂在烽火烟墩的荒凉寂寞里度过了漫长的屈辱岁月，一直到建文二年（1400年），朱元璋之孙朱允炆即位，大赦天下，王绂这才得以归乡。永乐元年（1403年），王绂因善书被举荐进京，供事文渊阁，参与编纂《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历经两次编纂，王绂全程参与，于永乐六年（1408年）抄写完毕。《永乐大典》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被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完成《永乐大典》缮录工作四年后的永乐十年（1412年），王绂官至中书舍人。这时王绂已经五十岁了。之后，王绂迎来了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作为皇帝的“秘书”之一，他时常伴随朱棣左右。永乐十一年（1413年）、十二年（1414年），王绂两次扈从朱棣北巡，簪缨黼黻，前后相望，赓歌宴赏，悉皆俊乂，可谓荣耀之极。
然而好景不长，升任中书舍人四年后的永乐十四年（1416年），王绂偶然得病，不久便一病不起，在北京官舍去世。章昞如、胡广等都记述了这件事。
章昞如说，王绂病情危急时，朋友去看望他，相视而泣。朋友看着他说：“先生倘若有什么不幸，应当把身后事嘱托给我。”王绂说：“我这一辈子于心无愧，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但是忠君之事未尽，实在是天地间的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完便去世了。
王绂口中的君恩未报，正是他心中的壮志未酬。这应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事了。但真正让王绂吐不出、咽不下，且难以启齿的，还是那桩一直没有完结、没有定论的戍边之事。
胡广念在与王绂相交十四五年、相知有素的份上，为王绂撰写墓表。由这个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胡广来“盖棺论定”，王绂死后也可以心安了。
为迁都北京做舆论准备
游历名胜，吟诗作赋，本是文人的寻常雅事，但是，这一次对北京八景的吟咏，并不是单纯的一群文学之臣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由胡广、杨荣、邹缉等人精心策划的为朱棣迁都北京而做的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他们想通过绘制画卷、题写诗咏这种形式，激起南方臣民对新都北京的兴趣。
关于迁都一事，朱棣态度非常坚决。朱棣十岁被封为燕王，二十岁就藩北平，设立王府，自此经营北平二十多年，政治基础稳固。同时，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北平，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再者，朱棣靠“靖难”夺取皇位，攻破南京，在众多朱允炆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朱允炆的旧臣有的效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旧臣，血腥、恐怖、疑惧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南京，经久不散。朱棣希望尽快离开这座“不祥之城”。
迁都兹事体大，有很多不同意见。朝中大臣，除了不事二主的“忠臣”，更多的是像胡广这样见风使舵的“骑墙派”。胡广本是朱允炆钦点的状元，后归附朱棣。在迁都这件事情上，他肯定不会忤逆朱棣。歌咏北京八景，他也是非常积极的，不仅写了诗序、撰写了两组八景诗，还携同邹缉一起探求了北京八景的遗址。
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朱棣下诏以南京皇宫为蓝本，开始兴建北平皇宫和城垣。他还将自己的陵墓修在北平，以证明迁都的决心。永乐十一年、十二年，他接连两次北巡，检查迁都的准备工作。众文学之臣参与创作的《北京八景图卷》，也是为了向南方臣民推介北方的好山好水。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平皇宫和北平城建成，其规模与南京皇宫相比，“凡庙社、郊祀、坛庙、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新修的北平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朱棣下诏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平顺天府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在奉天殿接受朝贺，大宴群臣，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
不过，紫禁城建成仅百日，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即遭雷击引发火灾。朱棣恐惧不安，不知所措。他紧急下诏，让群臣直陈阙失。群臣大多说这是迁都造成的，其中邹缉的《奉天殿灾疏》最为有名。
从积极组织吟咏“北京八景”来看，邹缉是赞同朱棣迁都的。但为了肇建北京，耗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耗费国储、官吏横征、物价上涨，农民也不得务农。灾害来时，人们剥树皮、掘草根充饥，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他认为不宜再使人民劳苦，应当还都南京，奉谒陵庙。
邹缉的上书虽然客观，但还是惹怒了朱棣，说进言者是毁谤讥刺，下诏严禁诋毁，犯者不赦。有人被捕入狱，有人被贬到交趾（今越南），只有邹缉和其他两位官员无罪。不久他还升了职。
虽然没有获罪，但也并非风平浪静。有记载称他“几得祸”。邹缉作《行路难·请君勿言苦》吐露出心声：“请君勿言苦，我歌行路难。世事有反覆，人心若波澜。布衣扼夺卿相位，祸仇起自杯酒间。……狂呼骂坐何足惊，咸阳市上殊无情。行路难，行路难，人生自古有如此，何须局促增叹声。”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九月，邹缉卒于官，家无余赀，惟留藏书数千卷。《明史》称他：“博极群书，居官勤慎，清操如寒士。”
朱棣的一生，金戈铁马，驰骋疆场。金幼孜的笔记《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的笔记《北征记》等都生动地记载了北征期间朱棣的言行、行军作战情况、行军路程、山川胜迹及见闻趣事等。
北征虽然致使蒙古势力进一步削弱，维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但也使明朝精疲力竭。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如今回望，朱棣迁都这一壮举，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使北京及其周边成为明朝的核心统治地域，汉族政权对华北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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