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大学生，他们选择用镜头观察世界、记录生活，还原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真实”故事。通过拍下一部部纪录片，他们用影像留存这个时代的记忆，却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自己看世界的角度。近日，几位拍纪录片的大学生接受了记者采访，记者试图走近他们，了解那些故事是如何被挖掘、被讲述、被呈现，了解纪录片对于他们的人生所带来的意义与可能。
“如果我去拍，会不会做得更好一点”
朱芳正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专业是传播学视听方向。由于专业特点，本身就有一些相关课程需要进行纪录片拍摄。他从大一就开始创作，让他真正想要自己做导演拍摄纪录片，是他在当中国国际大学生纪录片大赛的学生评委时。作为工作人员的他，需要日常审核学生的纪录片投稿，通过学习和观看大学生们的纪录片，他也萌生了拍纪录片的想法。
“如果我去拍，会不会做得更好一点，这可能也算一点小小的野心吧。”朱芳正觉得，也许是一直以来的学习和积累，又或许是这一点点野心的加持，他开始了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片。“拍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勇气是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
香港大学研究生王旭楠，本科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他对于纪录片有更深的理解，开始拍摄纪录片源于本科期间的一次选课。在这次纪录片课程学习中，他学习到纪录片的创作是从已有的东西中进行挑选和观察并且进行剪辑，整理出一个从自身视角所观察的内容。除此之外，王旭楠提到了“真实”这一关键词对于他开启纪录片拍摄的重要性，“大家普遍认为纪录片应该是记录真实，但是在我接触纪录片之后，发现真实的界限似乎是模糊的”。
“这种真实是纪录片最大的力量”
在第一部纪录片拍摄中，王旭楠开始了对于“真实”的追求和探索。纪录片《不回家看看》中，他选取了一群无法回家过年的港漂作为拍摄对象，将摄像机交给被拍摄者，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试图以此更加客观地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他说，纪录片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能够保证自己拍摄的角色在镜头前面呈现真实。他当时试图通过把摄影机交给被拍摄者，但实际上摄影机的存在会干扰整个事件，有些被拍摄者始终有一种对着镜头表演的感觉。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曾千芝，在纪录片《“深”生不息——深圳西乡立交桥十元理发街纪录片》的拍摄中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她关注到十元理发街上，这些背井离乡的街头理发师的故事，希望记录下理发街未曾衰落的背后，普通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但在拍摄的过程中，她发现，“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希望不对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见缝插针去采访和拍摄。但是，设备的存在依旧会干预到被拍摄者的日常生活和表达，呈现在镜头面前的可能是他希望表现出来的东西。”
在拍完第一部纪录片之后，王旭楠开始思考，摄影机在场及如何处理和被拍摄者之间关系的问题。由此，在他的另一部纪录片《我毕业了》中，王旭楠选择将拍摄重点放在记录自己和被拍摄的香港同学的关系上。他们也从一开始拍摄时的普通同学关系变得亲密，王旭楠对于真实拥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王旭楠看来，所谓传统的纪录片，都是在拍某一个人，好像导演跟他没有关系，但真正的情况是导演永远会在场和被拍摄者随时沟通，这个关系是在整个纪录片中都存在的。他说，一开始很想知道真实到底是什么，但后来发现真实不是说从某一个单独的视点去观察某个东西真实，而是这之中的“关系”才是最真实的，“这种真实是纪录片最大的力量”。
通过纪录片的力量，再回到真实的世界
谈及纪录片对于自身的意义，朱芳正提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体验了一种完全没有接触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值得被记录的人和事，然后将他们记录下来。朱芳正开始记录的欲望是在看到这些人和事的时候被激发出来的，这种欲望会驱使他去拍摄、去挖掘、去找寻。“记录本身就有意义，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下的这样一群年轻人。”
“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而我能够感受这些不一样的人生。”曾千芝谈及纪录片对于自己的影响，更多是在通过去采访、去记录、去了解，感受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是它背后所蕴含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提到，作为学生群体，还没有过多参与整个社会的运作，个人的认知会有一定的局限，通过与被拍摄者的交流，能够体会到不同人的思想和认知，拓展了自己的想象。
“其实每一种人生状态、职业都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我们不能局限在自己的认知当中。”曾千芝说，在街头理发师的拍摄中，她发现理发师的职业看似普通，却也有着自己的思考、积极的心态和对未来的期待，曾千芝对于自身的未来也拓展了更多新的可能，或许不是一定要成为高楼大厦里面的白领才算是成功，人生还有许多值得尝试的东西。
“真正重要的是，生活中那些真实发生的事情。”王旭楠提到自己的老师曾经说过，作为纪录片的拍摄者需要到达实地进行观察，去了解那些或许曾经被影像分隔开的现实世界，通过纪录片的力量，再回到那个真实的世界。同时，更重要的是纪录片可能给你带来了什么，或者影响了什么，回归到生活本身又是什么？他坦言，因为《我毕业了》这部纪录片，自己和那个香港同学成为朋友，最后回归到生活的感觉是很棒的。所以，纪录片教会了他要回归到生活中的那些真实。
去呈现另一个世界，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曾千芝表示，“通过我们的拍摄和记录，让更多人能够了解社会的更多方面和多元可能。”而不管是社会的问题还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在她看来都是值得被记录的。
朱芳正的第一部纪录片叫《悠长的瞬间》，他拍摄了剧场体验课中的老师Sam通过记忆剧场的形式，将7个瞬间作为灵感来源创造出7个穿透心灵时空的片段，而在记忆剧场中，Sam通过游戏等方式捕捉和激发出学生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朱芳正发现在拍摄过程中，不断有同学因为这些训练游戏而崩溃痛哭，从而分享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与想法。
朱芳正表示，纪录片本身的主题是想发掘这些新生代艺术家对于社会的看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挖掘出了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当代年轻人是有压力的，不管是家庭环境还是教育经历等各个方面都会给他们套上盔甲，因此展示本我的时候大家能够如此轻松，这给予他们一个释放自己或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的机会。
王旭楠观察到，身处两个不同地方的人互相产生猜疑和不理解的原因，可能是看到越来越多负面的消息，或者在短视频平台上接收到更多消极视频，但其实这是两个地方的人都在看虚拟影像，是时代的产物。“真正的沟通很重要，纪录片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语言。”王旭楠表示，不同地方的方言差异可能导致相互的不理解，但是纪录片配上字幕能够使得相互之间破除语言的障碍而更好地理解，同时纪录片也是一种影像，影像作为语言能够使得双方对于事件原貌更加真实地了解，或许这也从另一层面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理解和互信。
纪录片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它能呈现另一个世界，或者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而借助技术，纪录片或许会进入一个更加崭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对于“真实”的追求永远不变。
而这群拍纪录片的大学生，他们的未来亦有无限可能，他们会继续坚持在纪录片的道路上探索前行，或者是更换人生赛道寻找更多值得尝试的东西，但这段对于真实和自我追寻的纪录片之旅，一定会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无论是对于受众还是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他们都在期待更多的故事与可能。
有这样一群大学生，他们选择用镜头观察世界、记录生活，还原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真实”故事。通过拍下一部部纪录片，他们用影像留存这个时代的记忆，却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自己看世界的角度。近日，几位拍纪录片的大学生接受了记者采访，记者试图走近他们，了解那些故事是如何被挖掘、被讲述、被呈现，了解纪录片对于他们的人生所带来的意义与可能。
“如果我去拍，会不会做得更好一点”
朱芳正是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专业是传播学视听方向。由于专业特点，本身就有一些相关课程需要进行纪录片拍摄。他从大一就开始创作，让他真正想要自己做导演拍摄纪录片，是他在当中国国际大学生纪录片大赛的学生评委时。作为工作人员的他，需要日常审核学生的纪录片投稿，通过学习和观看大学生们的纪录片，他也萌生了拍纪录片的想法。
“如果我去拍，会不会做得更好一点，这可能也算一点小小的野心吧。”朱芳正觉得，也许是一直以来的学习和积累，又或许是这一点点野心的加持，他开始了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片。“拍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勇气是一步一步培养出来的”。
香港大学研究生王旭楠，本科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他对于纪录片有更深的理解，开始拍摄纪录片源于本科期间的一次选课。在这次纪录片课程学习中，他学习到纪录片的创作是从已有的东西中进行挑选和观察并且进行剪辑，整理出一个从自身视角所观察的内容。除此之外，王旭楠提到了“真实”这一关键词对于他开启纪录片拍摄的重要性，“大家普遍认为纪录片应该是记录真实，但是在我接触纪录片之后，发现真实的界限似乎是模糊的”。
“这种真实是纪录片最大的力量”
在第一部纪录片拍摄中，王旭楠开始了对于“真实”的追求和探索。纪录片《不回家看看》中，他选取了一群无法回家过年的港漂作为拍摄对象，将摄像机交给被拍摄者，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试图以此更加客观地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他说，纪录片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能够保证自己拍摄的角色在镜头前面呈现真实。他当时试图通过把摄影机交给被拍摄者，但实际上摄影机的存在会干扰整个事件，有些被拍摄者始终有一种对着镜头表演的感觉。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曾千芝，在纪录片《“深”生不息——深圳西乡立交桥十元理发街纪录片》的拍摄中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她关注到十元理发街上，这些背井离乡的街头理发师的故事，希望记录下理发街未曾衰落的背后，普通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但在拍摄的过程中，她发现，“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希望不对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见缝插针去采访和拍摄。但是，设备的存在依旧会干预到被拍摄者的日常生活和表达，呈现在镜头面前的可能是他希望表现出来的东西。”
在拍完第一部纪录片之后，王旭楠开始思考，摄影机在场及如何处理和被拍摄者之间关系的问题。由此，在他的另一部纪录片《我毕业了》中，王旭楠选择将拍摄重点放在记录自己和被拍摄的香港同学的关系上。他们也从一开始拍摄时的普通同学关系变得亲密，王旭楠对于真实拥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王旭楠看来，所谓传统的纪录片，都是在拍某一个人，好像导演跟他没有关系，但真正的情况是导演永远会在场和被拍摄者随时沟通，这个关系是在整个纪录片中都存在的。他说，一开始很想知道真实到底是什么，但后来发现真实不是说从某一个单独的视点去观察某个东西真实，而是这之中的“关系”才是最真实的，“这种真实是纪录片最大的力量”。
通过纪录片的力量，再回到真实的世界
谈及纪录片对于自身的意义，朱芳正提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体验了一种完全没有接触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值得被记录的人和事，然后将他们记录下来。朱芳正开始记录的欲望是在看到这些人和事的时候被激发出来的，这种欲望会驱使他去拍摄、去挖掘、去找寻。“记录本身就有意义，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下的这样一群年轻人。”
“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而我能够感受这些不一样的人生。”曾千芝谈及纪录片对于自己的影响，更多是在通过去采访、去记录、去了解，感受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是它背后所蕴含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她提到，作为学生群体，还没有过多参与整个社会的运作，个人的认知会有一定的局限，通过与被拍摄者的交流，能够体会到不同人的思想和认知，拓展了自己的想象。
“其实每一种人生状态、职业都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我们不能局限在自己的认知当中。”曾千芝说，在街头理发师的拍摄中，她发现理发师的职业看似普通，却也有着自己的思考、积极的心态和对未来的期待，曾千芝对于自身的未来也拓展了更多新的可能，或许不是一定要成为高楼大厦里面的白领才算是成功，人生还有许多值得尝试的东西。
“真正重要的是，生活中那些真实发生的事情。”王旭楠提到自己的老师曾经说过，作为纪录片的拍摄者需要到达实地进行观察，去了解那些或许曾经被影像分隔开的现实世界，通过纪录片的力量，再回到那个真实的世界。同时，更重要的是纪录片可能给你带来了什么，或者影响了什么，回归到生活本身又是什么？他坦言，因为《我毕业了》这部纪录片，自己和那个香港同学成为朋友，最后回归到生活的感觉是很棒的。所以，纪录片教会了他要回归到生活中的那些真实。
去呈现另一个世界，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曾千芝表示，“通过我们的拍摄和记录，让更多人能够了解社会的更多方面和多元可能。”而不管是社会的问题还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在她看来都是值得被记录的。
朱芳正的第一部纪录片叫《悠长的瞬间》，他拍摄了剧场体验课中的老师Sam通过记忆剧场的形式，将7个瞬间作为灵感来源创造出7个穿透心灵时空的片段，而在记忆剧场中，Sam通过游戏等方式捕捉和激发出学生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朱芳正发现在拍摄过程中，不断有同学因为这些训练游戏而崩溃痛哭，从而分享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与想法。
朱芳正表示，纪录片本身的主题是想发掘这些新生代艺术家对于社会的看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挖掘出了很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当代年轻人是有压力的，不管是家庭环境还是教育经历等各个方面都会给他们套上盔甲，因此展示本我的时候大家能够如此轻松，这给予他们一个释放自己或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的机会。
王旭楠观察到，身处两个不同地方的人互相产生猜疑和不理解的原因，可能是看到越来越多负面的消息，或者在短视频平台上接收到更多消极视频，但其实这是两个地方的人都在看虚拟影像，是时代的产物。“真正的沟通很重要，纪录片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语言。”王旭楠表示，不同地方的方言差异可能导致相互的不理解，但是纪录片配上字幕能够使得相互之间破除语言的障碍而更好地理解，同时纪录片也是一种影像，影像作为语言能够使得双方对于事件原貌更加真实地了解，或许这也从另一层面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理解和互信。
纪录片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它能呈现另一个世界，或者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而借助技术，纪录片或许会进入一个更加崭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对于“真实”的追求永远不变。
而这群拍纪录片的大学生，他们的未来亦有无限可能，他们会继续坚持在纪录片的道路上探索前行，或者是更换人生赛道寻找更多值得尝试的东西，但这段对于真实和自我追寻的纪录片之旅，一定会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无论是对于受众还是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他们都在期待更多的故事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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