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捷海外中国文化传播的开拓者

2025-03-17 07:24:14 来源：北京晚报

观看：16

陈荣捷是谁？不只是一般读者，国内甚至专业学者对他亦所知不足，但在海外汉学界，在西方中国哲学和新儒学研究领域，他甚至比冯友兰、胡适影响力还大。而且陈荣捷在参与和制定美国高校“核心课程”加入中华文明传统研究上有着重要贡献。他在海外声誉卓著，为什么在国内学界少为人知，这个现象，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中。

我关注陈荣捷课题是跟回溯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研究史关联在一起的。哥大汉学系发端肇始于华工丁龙的捐建，其后依托欧美顶尖汉学家的努力和塑造，而在世界汉学领域独树一帜：哥大培养过胡适、冯友兰、金岳霖、马寅初、许地山等著名哲学家和学者。其老一代汉学家夏德、富路特以及中生代狄百瑞等都是这个学科的翘楚。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还有唐德刚、夏志清和董鼎山等人。陈荣捷不是哥大培养的，但他却跟哥大合作逾三十年，在东亚系教书并传播中华文明的火种，既填补了空白，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丁龙和陈荣捷，命运在哥大东亚系这个点上交叉

巧合的是，我应邀去广东参加丁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发现自己关注多年的陈荣捷跟捐建哥大汉学系的丁龙竟然是邻县同乡：陈荣捷出生在开平南溟里，丁龙出生在台山千秋里，两地隔不了多少路程。南溟里，千秋里，诗意的名字间，似乎有种冥冥中的命运关联。

丁龙出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童年饱受战乱、屈辱和社会动荡。他到美国做最底层的劳工又遭遇《排华法案》迫害，被逼返国。但他没有气馁和绝望，而是把终生积蓄捐给了哥大，希望建立汉学系培养后人了解中美文化。陈荣捷出生于丁龙捐款建哥大汉学系的1901年。头一年，中国遭受八国联军侵略，这些在他童年时肯定感受极深。

广东最先被列强觊觎和蚕食，却也受到西风熏染。当地人对西方文化和科技较他处感触更早，加上又是当时国之富庶之地，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几乎村村有家塾、处处有学堂。教育和传统催生了大批早期“睁眼看世界”的各方才俊，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容闳、苏曼殊、黄遵宪、伍廷芳、唐绍仪、梁诚、吴大猷、詹天佑、陈寅恪、王云五、冼星海等。

陈荣捷祖父是理发匠，父亲作为苦力赴美奔命。陈荣捷自幼入读私塾，后入新式学堂。少年时在香港就读的陈荣捷，感受到国家败亡的忧患。他聆听过孙中山和陈独秀的讲演，也接触过新思想。父辈希望他长大移民到美国俄亥俄自家的洗衣店和餐馆做工，但他却立意苦学救中国。在香港的中学时代，陈荣捷组织过抗英抗日活动。

丁龙和陈荣捷这一对乡亲的命运，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这个点上相交了。

不期而然地，后辈同乡陈荣捷承继并实现了丁龙的一部分梦想。

陈荣捷童年仍是科举时代，私塾和小学熟读四书五经为他打下了很好的旧学功底，少年后在香港他又完整接受英文和西学教育。这使他终生可以自如游走在中西之间，且对中西典籍非常熟稔。此外，笃信佛教及民间宗教的母亲自小给他灌输了虔诚的种子，而教会学校出身，又使他对西方宗教各路门径如数家珍——这样的功底有着先天的优势，使他在中西文史哲和比较宗教学方面可以从容出入，并为后来塑造学贯中西哲学家的他起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陈荣捷先是在岭南学院接触新思想，后到哈佛大学获中国哲学博士，之后又重返岭南学院担任教务长，传播中西比较文化思想。经过一战，又逢抗日战争前的硝烟密布，中国除了需要科技救国，也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定和审视。这些都在他的思考当中。此后，陈荣捷远赴夏威夷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同时注重研究孔子和先秦哲学。他的优异处不只是在于精通中国古典，还在于他熟悉西方经典及表达方式。

众所周知，希腊宗教、哲学思想和神话被西方人追溯为祖宗和源头，并不是因为今天的欧美人能读懂希腊文，而在于其流传有序和西方人的自觉拥戴。中国传统没有这种被西方人认祖归宗的条件，那就要寻找一种西方人能够听懂的方式来传播使他们愿意接受。

文艺复兴后虽然西方传教士翻译了四书五经和其他中国典籍，但那种因好奇心和东方热驱使的传播，其影响力仅在象牙塔、文人和赶时髦的圈子里。若想让中华文明脱掉西方人认为的“异己”和“神秘”外衣，就必须用平实、有效且有教益的人生哲学方式引发欧美学界特别是一般民众的兴趣。陈荣捷找到的支点和发力点是新儒学。他试图结合传统西方意识形态来阐释儒家学说，简言之，就是把中国古典汇入人类文明的总体经典，做到既不像中国传统旧式学者那样刻意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自外于西方体系使人误解；又不像早期西方故意卖弄神秘玄学和“东方性”，窄化和异化中华文明。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将中国古代思想纳入西方主流学派认可的体系。跨入这个体系的阶梯，是获得进入美国高校基础课程设置的序列和门槛，很幸运的是，陈荣捷遇到了这种难得的机遇。

陈荣捷在1936年受邀入美任教，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其后珍珠港事件发生，对日本和中国研究陡然成了美国学界的热点。为了理解中日文化，美国大学亟须了解其意识形态根基儒家思想及孔夫子；而这正是陈荣捷的强项。这种形势下，传统的汉学研究与新儒学结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变成了显学，成了理解中日和东亚文化的钥匙。

据哥大汉学系主任富路特著文回忆，当年因应战事需要，哥大原汉学系纳入了日本而改名为中日文系。为了更好理解中华文化圈的文明，中日文系开始开设“亚洲主要文明（东方文明I-II）”的特别课程，除了中日语言与文明，该课程还涉及古代近东、撒拉逊世界和印度-伊朗文化。其后中日文系与印度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合作开设“东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I-II课程”。这些后来被拓展成为哥大独具特色的“核心课程”的基本内容。

“核心课程”是哥大发起以世界文明经典介绍为目的培养通才教育的高端课，往往需要很多学科教授组团上课。哥大联络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得到全国几十所大学响应。但是由于这门课程涉及面广、需要极精锐的师资和大量啃读等，近十年来美国大多高校已经退出，仅有哥大等少数当年倡导发起学校仍然坚持。

“核心课程”一经推出顿成时髦。但大量高校缺乏懂得汉学和东方学的人才，培养师资特别是翻译和编写关于东亚文明的教材成了当时的刚需。陈荣捷赶上了这百年难逢的际遇，有了用武之地。

他的专业是中国古典哲学，而且他是研究孔子和儒学的专家。当年赴美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名家不多，冯友兰学毕返国，胡适改行从政。陈荣捷在美国成了硕果仅存的不二人选。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各高校授课、讲演并翻译、编写教材等，创造了极佳的学术声誉，为他以后学术上的厚积薄发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找准基点，切入共融

哥大被公认为西方汉学重镇之一。其汉学系在早期有自欧洲引进一批著名汉学家，其中生代则有富路特、韦慕庭、王际真，蒋彝、夏志清、唐德刚等人；而在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学者有狄百瑞。陈荣捷与狄百瑞合作卅余年，二人互相切磋、立宗创派，树立了中美文人相交共同成就的典范。

陈荣捷1948年与狄百瑞相识。那时他已经是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教授，享誉美国学界，而狄百瑞方是一个去中国求学的博士生。狄百瑞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苦学中、日文，并参军参战官至少校，二人在广州相遇，互相切磋遂为莫逆。其后，狄百瑞在哥大读完博士后因学业优异,在东亚系教书、做系主任、教务长直至副校长，成为美国汉学研究和新儒学研究的权威和执牛耳者。而陈荣捷在达特茅斯学院荣任人文学院院长，此院下设十个系。这个职位是当时有史以来华人在美国担任的最高学术职位。

作为华人翘楚和著名哲学家，陈荣捷经常来哥大参加学术活动并被邀为哥大建校200周年讲座嘉宾。同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美国著名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中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著作。其后30年，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跟狄百瑞的合作,参与主持哥大新儒学讲座并为美国高校培养了大量的中国哲学教师。直到今天，这批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仍然活跃在美国高教界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狄百瑞曾经对陈荣捷做过这样的评价：“陈荣捷将其漫长的一生都献给了求道和授道。作为早期在美国开拓亚洲研究的领袖人物，在其去世之前不久，他被亚洲研究协会授予该协会的‘杰出服务奖’。授奖辞称他是‘就向西方传输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无人堪与之匹敌’”。《纽约时报》称“陈荣捷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哲学领军学者”。这些都是对陈荣捷的恰切评价。

陈荣捷一直思考的都是怎样推广中国哲学，他把这个理念也贯彻到跟狄百瑞的合作和教学中。他用通俗的方式，从激发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百年好奇心开始，来讨论中国人意识形态形成，民俗信仰的根源、科举选士制度等西方人特别感兴趣的课题，进而不断引向纵深。

除了研究外，陈荣捷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翻译精准地传播和阐释中国儒家思想，他翻译过《道德经》《近思录》《传习录》《北溪字义》《六祖坛经》等经典著作。他的翻译不仅是译文,更是汇评汇注汇校和阐释的结合，在西方有极高的声誉。其英文学术论著有《庄子哲学》《现代中国的宗教倾向》《老子之道》《朱熹对老子的评价》《王弼〈老子注〉》《中国哲学纲要与注释书目》《朱熹与新儒家》等，他所主编的、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资料汇编》，以及他跟狄百瑞等合作、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之本源》等，更是这一学科几十年来公认的经典和教科书。他在晚年出版的大量中文著作，也不胜枚举。

“让中国哲学说中国话”

除了继续翻译和撰著英文著作外，此期陈荣捷用中文撰写出版了《朱子门人》《朱学论集》《朱熹》《朱子新探索》《近思录详注集评》《新儒学论集》和《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王阳明与禅》等著作。甚至在85岁高龄后，陈荣捷还新作迭出，广采西方资料以及日、韩资料，从历史的脉络观察思想发展，哲学史家陈来曾评价：“陈荣捷先生是20世纪后半期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英文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领袖，也是国际汉学界新儒学与朱熹研究的泰斗。”

在研究方法上，陈荣捷创建了一条承先启后的道路。用一句话来概括，其核心思想就是他一生践行“让中国哲学说中国话”。在他以前，中国古代典籍翻译，特别是17世纪以降的翻译多为传教士作品。他们往往以西人口味传译中国古代经典，用西方宗教概念和术语转译古代中国哲人著作，造成了很多混乱。陈荣捷决定以正确迻译和释义基本定义入手来匡正乱源。陈荣捷相信读再多的食谱也不如亲自品尝一口美味。所以他认为忠诚和信实的翻译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工作。针对西方人对几千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一头雾水，作为开拓者，陈荣捷从源头厘清线索，纲举目张，以先秦诸家介绍入手，然后以儒家引领各派，做到条理清晰引人入胜。

以译融释、译释结合，关于最后这个点，值得多说几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翻译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和宗教典籍往往借用一种“适应西方”的方式呈现，即套用西方概念来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并以为这就是融入西方本土化、通顺和“雅”的秘诀。因此，在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概念时，往往套用西方现成宗教或哲学术语，但这种“化”的过程却牺牲中国先哲原意。如“仁”“孝”“缘”“义”等概念，西方早期译者乃至中国学者翻译时都有这种削足适履现象。陈荣捷则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概念是中国独有的，无法用西方哲学或宗教术语来套译。因此，如果没有现成词汇可代替就不应该借用既定词语或因词害义，而应该采用译释的方式来呈现。比如“仁”这一儒家思想关键词在西方术语中没有对应语，早期的西方传教士为证明中国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义存在一致性，将之替换为love, benevolence, goodness,humanity or human heartedness（爱、善、美德、人道或人性）等承载着基督教教义的术语来呈现。陈荣捷认为“仁”代表了人天性中内在的一种处世原则，没有一个英语单词可以充分表达“仁”的复杂含义，因此他译“仁”为 humanity并使用译音Jen进行辅助表达。他宁可“硬译”、牺牲优雅也要反对同化，坚持传达先哲的原义。

陈荣捷在翻译中国哲学文献时恪守“有词必释，有名必传，有引必溯其源”的原则，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精准理解与翻译融为一体。在竭力避免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去理解中国哲学方面，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展翅的鲲鹏，越过了高山大河

哥大处处留存着陈荣捷的信息。为了挖掘更多的史实，笔者希望有缘采访他的同事、学生或第一手资料持有者并寻找了他的口述自传、回忆录和年谱以及各种回忆资料等。没想到从他家乡传来喜讯：陈荣捷的长子就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而且存有大量陈荣捷的一手资料，包括相册、信息、家族资料等等。他的长子陈乐怡也是位名人，他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并获哈佛大学建筑学博士，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伙伴同事。他曾经主持设计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种质库，并设计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等重大建筑项目。

当我叩响了陈乐怡先生的家门，90多岁的老人深情回忆了陈荣捷的学术和自己的成长往事，并告诉我陈荣捷在哥大教书时常居住在他的公寓，所以这里也算是陈荣捷在曼哈顿的“故居”。

陈乐怡还告诉了我不少他们的家族往事和陈荣捷未为人知的珍闻。他告诉我陈荣捷生活在一个空前大变革时代，那种社会动荡氛围使他的成长充满了矛盾。陈荣捷自幼是个孝子，但他到了中学马上接受新思想，发表《打倒孝道》并寄给父母。他不但自己抗婚、退婚，还帮助姐姐抗婚逃婚。五四运动时他上街游行并当选学生领袖。那时候他打倒孔家店，后来却以宣扬孔子精神作为终生事业。

陈乐怡认为父亲从小就有大志。陈荣捷家上一辈和兄长在美国俄亥俄州有洗衣店和饭店，家人曾想安排他少小赴美打工赚钱，这在当时是一般人家的发财梦。但少年陈荣捷坚决拒绝这条路，非要苦读诗书。在少年时代，他在新学堂里拼命吸收新知识，爱音乐、爱演戏，宣扬救国图存而且热心公益。在美国，陈荣捷虽然已经算是成功人士，但仍律己甚严且对子女和家人要求严格，甚至到了90多岁，陈乐怡还记得父亲在童年时告诫他们是镇上的唯一中国人家，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

陈荣捷的家风影响深远，其孙儿陈光明不只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而且是美国岭南基金会董事长，他非常关心家乡教育，并资助和支援慈善事业，也在做着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工作。

哥大东亚系坐落在学校风水最好的地方Kent Hall，汉学家夏志清根据发音给这座楼起名叫“垦德楼”可谓音、义绝佳。而《逍遥游》曰：“……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巧合得很，陈荣捷出生于南溟，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庄子，他最早出版的书也是《庄子哲学》。他就是那只展翅的鲲鹏，从遥远的广东南溟里越过高山大河飞到纽约传道授业，在哥大执教鞭三十年，用中国古人的伦理精神启迪世人、辉耀世界。从南溟里到垦德楼，他完成了开拓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