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现象级作家，有关他的研究汗牛充栋，有厚夫、张艳茜、晓蕾、海波、王拥军等写成的多个版本的传记，另有《守望路遥》《路遥画传》等记录或专题研究，堪称“全方位，无死角”。
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再写一本《路遥传：无法从容的人生》（王刚、王晓飞著，2024年10月第一版）吗？它加上附录才250页，能写出路遥的“深度”吗？
细细读过，才知它试图突破“路遥研究”的两大瓶颈：
其一，注释长于原文：“路遥研究”的文本总量已远超路遥的创作量，琐碎解读、过度解读比比皆是，有些问题是研究者制造出来的，争论不休，却意义有限。
其二，主观评论多于客观陈述：许多“研究”充满“朝圣”意味，不加分辨地将“文本中的路遥”、“我理解的路遥”和“路遥本人”混为一谈，彼此推涨。
文学应有激情，研究却要冷静。《路遥传：无法从容的人生》无独家秘辛，它以中立视角、言简意赅、融汇众说，助读者“拉开距离看路遥”。
路遥的人生还有另一面
路遥研究之难，在其人生充满传奇性，与他的小说相互辉映。成长中的贫穷记忆、屡遭挫折的自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苦难成就的高尚情怀，构成完整的叙事链，即“遭遇苦难—克服苦难—超越苦难”，易使人“共情”。
但这个传奇性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带有虚构性？
学者孙萍萍在《“路遥热”中的“冷”思考》中指出：“贫穷苦难并非路遥早年的全部底色”，“路遥在学校并不是自卑的、被人轻视的，而是调皮的孩子王，学习好”。
据路遥的同学回忆，少年路遥“成绩一直在班上是前几名，还当上了班长”“谈吐越来越自然，知识面越来越广，大家都很佩服”。作家海波在《人生路遥》中称：“（中学时代的路遥）引起了老师和一些学生家长的注意，和在农村时一样，城里人也觉得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等到上六年级时，他已经是全校最著名的学生了，不但同学们这样看，老师也这样看。”
路遥较少提及“孩子王”的风光，更多强调：“童年，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路遥传：无法从容的人生》呈现路遥另一面：多次得到“贵人相助”。
小学毕业后，无钱上初中，村领导刘俊贵筹借2升黑豆，充作学费，路遥报到晚了半个月，已失入学资格，延川中学校长杜永福惜才，将他收入。
工作后，路遥一度陷入低谷，诗人曹谷溪帮路遥发表作品，介绍他到“宣传队”工作，路遥因此走上文学道路。
三年大学还没毕业，路遥被《陕西文艺》看中，贺抒立、王丕祥等老编辑通过复杂的手续，将路遥留在编辑部。路遥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被多家杂志拒绝，女友林达托母亲，辗转投给热心培养新人的秦兆阳，经20多天修改，发表在《当代》上，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
这些无私帮助改变了路遥的命运，也影响了路遥的写作：
其一，相信奇迹。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会遇到“贵人相助”;
其二，强调道德。为了让低概率事件呈现出合理性，路遥往往突出主人公的道德因素，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
叙事清晰带来的深度模糊
在路遥小说中，有异常清晰的故事线索，这种“清晰”可能来自心理创伤。
路遥8岁时，因家贫，被过继到伯父家。父亲没告诉路遥真相，只说带他到伯父家住几天，路遥假装不知道，他后来回忆：“（我）趁家里人不知道，躲在村里一棵老树后，眼看着父亲踏着蒙蒙的晨雾，夹着包袱，像个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去，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
近乎冷酷的笔调中，蕴含着巨大的苦痛。写出来，是一种疗伤，但也可能导向误会：将“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视为本质，以发现这个“潜在逻辑”为智慧，这会限制一个人的灵性，使他无法看到逻辑外的世界。
现实世界如此宽阔，但对创深巨痛者，它异常狭窄、无趣和重复。这可能是路遥刻意追求简单化的原因——在人们眼中，路遥是文学的“苦行僧”，不修边幅、不善交际、不懂生活，全部精力聚焦在创作上。
学者程文采访路遥昔日好友曹谷溪时，曹谷溪表示：“路遥是个好汉，但是，路遥也是一个儿货（陕北方言：鲁莽憨直的人）。”
其实，路遥并非活在真空中，他也有强烈的现实感。
路遥上大学时，林达将省下的工资都给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销量不佳、第二部无处发表，曾在陕西插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叶咏梅用“小说连播”的方式，将其推广，连播126天，听众达3亿人次。
不断跨圈是路遥成功的关键，但不同圈层的游戏规则不同、对个体的要求亦不同，当个体无法概括这些复杂经验时，路遥有了“近乎极端的唯意志论倾向”。
翻译家孔保尔回忆：“有一天下午，他（路遥）坐在那把烂藤椅上，对我和观胜（作家王观胜）说，像我们这种人，专心致志去干一件事情，把它干好，小事情压根就不要去管它，琐碎的事情不是我们干的，就是油瓶子倒了都不要去扶。”
恰在此时，路遥夫人林达搬蜂窝煤走过，路遥视而不见、继续端坐，孔保尔说“你还不快去帮嫂子搬煤”，路遥说：“我刚说过，你咋就忘了……怎么翻译家也是死脑筋。”
与复杂现实之间磕磕碰碰
大事、小事之别，往往由叙事方式决定。一方叙事中的大事，可能是别人叙事中的小事，由此引发冲突。意识到故事太简单、无法匹配现实的多元，怀疑故事、背叛故事，是成熟的必经之路。
路遥的困难在于，逼仄的成长空间迫使他快速拿出解决方案，无暇扩充经验与思考，这使他很难摆脱故事的诱惑。可执着于故事，又会与复杂现实磕磕碰碰。
路遥对妻子苛刻，对四弟王天乐也有时苛刻。他帮王天乐进了城、当上记者，因而要王天乐照顾自己。据航宇回忆，路遥在延安医院住院时，王天乐没及时来看望（王天乐病重，查出有乙肝，怕丢工作，只好偷偷治疗，且担心传染给路遥），“路遥唉声叹气地说，你看天乐，一满就不是以前的天乐了，翅膀硬了，一满不管我的死活，能躲就躲，能跑就跑”。
在市场大潮冲击下，路遥亦有进退失据的一面。他曾向朋友张晓光求助：“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
出版《路遥文集》，也是因“实在没钱用了，只能勉强为之”，可路遥同时又“借了钱，大兴土木，装修房子”。
路遥病倒后，在医生们的帮助下，病情一度好转，使他对主治医生、实习医生有了信任感，“只要有一天见不到这两位医生，路遥就会变得急躁、惶恐、不踏实”。主治医生不久转去治其他病人，实习医生结束实习、回校读书，路遥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万丈深渊，整天默默无语、消极”，致病情再度恶化。
路遥的强烈的生命意志中，包含着自毁意识：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他口吐鲜血，却不让王天乐告诉别人。路遥蔑视身体，将其视为完成“大事”的工具，随时可以牺牲。
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平凡的世界》正赶上现代主义风起云涌，莫言、刘索拉、马原、格非等以全新的写法，引起文学编辑们的关注，路遥的写作被忽略。即使在《平凡的世界》引起轰动后，仍有评论家认为它的“艺术成就不高”，称路遥即使不是英年早逝，也将“在众声喧哗中……被忽略不闻，尝尽寂寞滋味”。
《平凡的世界》的成功有客观因素：
一方面，社会转型，“熟人社会”奉行的“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开始松动，“陌生人社会”奉行的“以法律为中心”的价值观尚未建立。人们普遍产生了迷茫感和无力感——为何奉行千年的“好人有好报”突然失灵？生命的价值何在？《平凡的世界》提供了新的道德榜样。
另一方面，路遥用燃尽生命的方式去完成一部小说的悲壮，重振了人们对崇高、理想主义的信任。
“人的一生总应有个觉悟时期（当然也有人终生不悟）。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经进化论、启蒙主义、意识形态等的轮番耕耘后，路遥的这些表述能深入普通读者的心中。
作家的才华就在于，他能听懂人们的自我安慰，能理解集体的焦虑，并给出自己的回应。无数从小镇和农村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行囊中都揣过《平凡的世界》，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平凡的世界》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它伸手可及。
文学不应终日困守在书斋里，只研究“怎么写”，还需概括时代、把握时代，这需要写作者付出巨大的真诚，这正是路遥的长处。内心创伤成就了路遥的殉道者情怀，正如苏东坡所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时代给路遥以无法从容的人生，却也给了他“肉身成圣”的机会。对于不再仰望高处，甘心困在现实中的现代人来说，路遥就是传说。
不论读过多少种路遥传记，《路遥传：无法从容的人生》仍值得一看，它呈现了一个更开放、更多可能的路遥。我们永远无法抵达“路遥本人”，只能沿着“文本中的路遥”，去建构“我理解的路遥”。
路遥是丰富的、生动的，只要后人还在建构，路遥就依然活着。
路遥是现象级作家，有关他的研究汗牛充栋，有厚夫、张艳茜、晓蕾、海波、王拥军等写成的多个版本的传记，另有《守望路遥》《路遥画传》等记录或专题研究，堪称“全方位，无死角”。
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再写一本《路遥传：无法从容的人生》（王刚、王晓飞著，2024年10月第一版）吗？它加上附录才250页，能写出路遥的“深度”吗？
细细读过，才知它试图突破“路遥研究”的两大瓶颈：
其一，注释长于原文：“路遥研究”的文本总量已远超路遥的创作量，琐碎解读、过度解读比比皆是，有些问题是研究者制造出来的，争论不休，却意义有限。
其二，主观评论多于客观陈述：许多“研究”充满“朝圣”意味，不加分辨地将“文本中的路遥”、“我理解的路遥”和“路遥本人”混为一谈，彼此推涨。
文学应有激情，研究却要冷静。《路遥传：无法从容的人生》无独家秘辛，它以中立视角、言简意赅、融汇众说，助读者“拉开距离看路遥”。
路遥的人生还有另一面
路遥研究之难，在其人生充满传奇性，与他的小说相互辉映。成长中的贫穷记忆、屡遭挫折的自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苦难成就的高尚情怀，构成完整的叙事链，即“遭遇苦难—克服苦难—超越苦难”，易使人“共情”。
但这个传奇性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带有虚构性？
学者孙萍萍在《“路遥热”中的“冷”思考》中指出：“贫穷苦难并非路遥早年的全部底色”，“路遥在学校并不是自卑的、被人轻视的，而是调皮的孩子王，学习好”。
据路遥的同学回忆，少年路遥“成绩一直在班上是前几名，还当上了班长”“谈吐越来越自然，知识面越来越广，大家都很佩服”。作家海波在《人生路遥》中称：“（中学时代的路遥）引起了老师和一些学生家长的注意，和在农村时一样，城里人也觉得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等到上六年级时，他已经是全校最著名的学生了，不但同学们这样看，老师也这样看。”
路遥较少提及“孩子王”的风光，更多强调：“童年，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当七岁上父母养活不了一路讨饭把你送给别人，你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冷酷的现实。你独立做人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路遥传：无法从容的人生》呈现路遥另一面：多次得到“贵人相助”。
小学毕业后，无钱上初中，村领导刘俊贵筹借2升黑豆，充作学费，路遥报到晚了半个月，已失入学资格，延川中学校长杜永福惜才，将他收入。
工作后，路遥一度陷入低谷，诗人曹谷溪帮路遥发表作品，介绍他到“宣传队”工作，路遥因此走上文学道路。
三年大学还没毕业，路遥被《陕西文艺》看中，贺抒立、王丕祥等老编辑通过复杂的手续，将路遥留在编辑部。路遥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被多家杂志拒绝，女友林达托母亲，辗转投给热心培养新人的秦兆阳，经20多天修改，发表在《当代》上，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
这些无私帮助改变了路遥的命运，也影响了路遥的写作：
其一，相信奇迹。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会遇到“贵人相助”;
其二，强调道德。为了让低概率事件呈现出合理性，路遥往往突出主人公的道德因素，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
叙事清晰带来的深度模糊
在路遥小说中，有异常清晰的故事线索，这种“清晰”可能来自心理创伤。
路遥8岁时，因家贫，被过继到伯父家。父亲没告诉路遥真相，只说带他到伯父家住几天，路遥假装不知道，他后来回忆：“（我）趁家里人不知道，躲在村里一棵老树后，眼看着父亲踏着蒙蒙的晨雾，夹着包袱，像个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去，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
近乎冷酷的笔调中，蕴含着巨大的苦痛。写出来，是一种疗伤，但也可能导向误会：将“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视为本质，以发现这个“潜在逻辑”为智慧，这会限制一个人的灵性，使他无法看到逻辑外的世界。
现实世界如此宽阔，但对创深巨痛者，它异常狭窄、无趣和重复。这可能是路遥刻意追求简单化的原因——在人们眼中，路遥是文学的“苦行僧”，不修边幅、不善交际、不懂生活，全部精力聚焦在创作上。
学者程文采访路遥昔日好友曹谷溪时，曹谷溪表示：“路遥是个好汉，但是，路遥也是一个儿货（陕北方言：鲁莽憨直的人）。”
其实，路遥并非活在真空中，他也有强烈的现实感。
路遥上大学时，林达将省下的工资都给了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销量不佳、第二部无处发表，曾在陕西插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叶咏梅用“小说连播”的方式，将其推广，连播126天，听众达3亿人次。
不断跨圈是路遥成功的关键，但不同圈层的游戏规则不同、对个体的要求亦不同，当个体无法概括这些复杂经验时，路遥有了“近乎极端的唯意志论倾向”。
翻译家孔保尔回忆：“有一天下午，他（路遥）坐在那把烂藤椅上，对我和观胜（作家王观胜）说，像我们这种人，专心致志去干一件事情，把它干好，小事情压根就不要去管它，琐碎的事情不是我们干的，就是油瓶子倒了都不要去扶。”
恰在此时，路遥夫人林达搬蜂窝煤走过，路遥视而不见、继续端坐，孔保尔说“你还不快去帮嫂子搬煤”，路遥说：“我刚说过，你咋就忘了……怎么翻译家也是死脑筋。”
与复杂现实之间磕磕碰碰
大事、小事之别，往往由叙事方式决定。一方叙事中的大事，可能是别人叙事中的小事，由此引发冲突。意识到故事太简单、无法匹配现实的多元，怀疑故事、背叛故事，是成熟的必经之路。
路遥的困难在于，逼仄的成长空间迫使他快速拿出解决方案，无暇扩充经验与思考，这使他很难摆脱故事的诱惑。可执着于故事，又会与复杂现实磕磕碰碰。
路遥对妻子苛刻，对四弟王天乐也有时苛刻。他帮王天乐进了城、当上记者，因而要王天乐照顾自己。据航宇回忆，路遥在延安医院住院时，王天乐没及时来看望（王天乐病重，查出有乙肝，怕丢工作，只好偷偷治疗，且担心传染给路遥），“路遥唉声叹气地说，你看天乐，一满就不是以前的天乐了，翅膀硬了，一满不管我的死活，能躲就躲，能跑就跑”。
在市场大潮冲击下，路遥亦有进退失据的一面。他曾向朋友张晓光求助：“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
出版《路遥文集》，也是因“实在没钱用了，只能勉强为之”，可路遥同时又“借了钱，大兴土木，装修房子”。
路遥病倒后，在医生们的帮助下，病情一度好转，使他对主治医生、实习医生有了信任感，“只要有一天见不到这两位医生，路遥就会变得急躁、惶恐、不踏实”。主治医生不久转去治其他病人，实习医生结束实习、回校读书，路遥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万丈深渊，整天默默无语、消极”，致病情再度恶化。
路遥的强烈的生命意志中，包含着自毁意识：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他口吐鲜血，却不让王天乐告诉别人。路遥蔑视身体，将其视为完成“大事”的工具，随时可以牺牲。
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
《平凡的世界》正赶上现代主义风起云涌，莫言、刘索拉、马原、格非等以全新的写法，引起文学编辑们的关注，路遥的写作被忽略。即使在《平凡的世界》引起轰动后，仍有评论家认为它的“艺术成就不高”，称路遥即使不是英年早逝，也将“在众声喧哗中……被忽略不闻，尝尽寂寞滋味”。
《平凡的世界》的成功有客观因素：
一方面，社会转型，“熟人社会”奉行的“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开始松动，“陌生人社会”奉行的“以法律为中心”的价值观尚未建立。人们普遍产生了迷茫感和无力感——为何奉行千年的“好人有好报”突然失灵？生命的价值何在？《平凡的世界》提供了新的道德榜样。
另一方面，路遥用燃尽生命的方式去完成一部小说的悲壮，重振了人们对崇高、理想主义的信任。
“人的一生总应有个觉悟时期（当然也有人终生不悟）。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经进化论、启蒙主义、意识形态等的轮番耕耘后，路遥的这些表述能深入普通读者的心中。
作家的才华就在于，他能听懂人们的自我安慰，能理解集体的焦虑，并给出自己的回应。无数从小镇和农村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行囊中都揣过《平凡的世界》，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平凡的世界》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它伸手可及。
文学不应终日困守在书斋里，只研究“怎么写”，还需概括时代、把握时代，这需要写作者付出巨大的真诚，这正是路遥的长处。内心创伤成就了路遥的殉道者情怀，正如苏东坡所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时代给路遥以无法从容的人生，却也给了他“肉身成圣”的机会。对于不再仰望高处，甘心困在现实中的现代人来说，路遥就是传说。
不论读过多少种路遥传记，《路遥传：无法从容的人生》仍值得一看，它呈现了一个更开放、更多可能的路遥。我们永远无法抵达“路遥本人”，只能沿着“文本中的路遥”，去建构“我理解的路遥”。
路遥是丰富的、生动的，只要后人还在建构，路遥就依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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