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跨越数千年的文化担当

2024-12-13 11:56:27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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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

展期：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月5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

儒家是中华大地上孕育出来的文化系统，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守护这片山河，经营自己生活理念与行为准则的智慧结晶和意志体现。儒家孕育了一位最为杰出的领袖人物——孔子。2024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故宫博物院联合相关机构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举办了“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展出国内外近30家考古文博单位的380件（组）展品。

用生命传承经典

在午门正殿展厅中有一件展品，需要排队才能观赏到。玻璃柜中展开的这件《伏生授经图》卷，传为唐代王维所绘，今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这次专门借来，展期仅一个月。

画面中一位老者匍匐于几案上，他身披薄纱，盘坐蒲团，枯瘦的左手以肘部紧紧撑住案几，右臂缘案伸出，握着一轴纸卷，似乎费力地说着什么。这位老人是济南人名伏生（亦作伏胜），生于战国时期，为秦博士。画中展现的情景为汉文帝时期，他已九十高龄，因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舍命将一部《尚书》藏匿于家中墙壁里而闻名天下。考虑到伏生年迈，汉文帝特派博学的太常掌故晁错前来领受经战火还未焚毁的遗书二十九篇。

此事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中。史家评论伏生的贡献：“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能晓其义。”伏生不仅将残存的《尚书》移交给了晁错，还把自己对经典的解释亲口传授给他。因此，在《周礼》中，郑玄释“先师”言：《书》有伏生，亿可以为之也。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确切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官方史书。后来儒家所称的“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原本包含《乐》一书，合为“六经”或“六艺”。在秦焚书坑儒后，《乐》便就此失传，只剩下“五经”，足见焚书令的影响。

如果伏生没有冒死将《尚书》保存，或者没有活到九十多岁的高龄，能等到国家重视儒家经典的年代，那么《尚书》之学或许就此失传。中华上古的很大一部分的历史，或许就因此湮灭。中国历史的轨迹，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与伏生所传《尚书》相对照的是2023年在荆州秦家嘴战国楚墓出土的《尚书·吕刑》竹简，这是近年有关早期儒家文献的极为重要的发现，使今人能够有幸重新窥见秦火之前的战国《尚书》传本。经学者释读，秦家嘴《吕刑》内容与今文本《尚书·吕刑》非常接近，从而说明伏生所传《尚书·吕刑》的可靠性，也再次证明了伏生的伟大功绩。

从伏生手里获取的《尚书》二十九篇成为西汉时期朝廷极为重视的一部经典，不仅令国家图书馆妥善保存，也命有关人员多次抄录，以供天下人传阅。至汉武帝时，决定实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一跃而成为古代社会的正统学说。东汉建立之后，儒学研究日益细致化、学术化，研究古文经学蔚然成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人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并由国家出资刻于46座石碑之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我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

这项工程历时9年，全部碑文约20万字，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熹平石经镌刻竣工后，立于洛阳偃师县太学（当时国立最高学府）门外，这项由政府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慕名前来观看、摹写者蜂拥而至，以至造成了很长时间的交通堵塞。

然而，如此气势宏伟的石碑仅仅辉煌了七年，便开始了它多舛的命运。到唐贞观年间，魏征收拾残碑时已是十不存一，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自宋朝之后，不断又有残石出土，据说现在已经集存了8000余字，仍可以让我们一窥熹平石经的原貌。

离《伏生授经图》不远处，在幽微的灯光下，熹平石经和三国正始石经等官方校定的儒家经典定本刻石残块静静地安放在独立的玻璃展柜中，无声地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传递着经典传承的坚韧意志。

围绕《伏生授经图》一共设置了四个中心柜，另三柜的主题分别是“儒典崇尊”“卷帙浩繁”与“雕版活字”，从竹简到纸本、从书卷到书册、从雕版到活字，用不同文献载体形式，反映了儒家经典跨越时代的赓续精神。

儒家文化的缘起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儒家思想的源头在哪里？西展厅（即西雁翅楼）用了大量远古至先秦时代的文物加以追溯，其中陶器和青铜器占据了主要地位。

1986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系鹤类尺骨制成，距今约9000年，说明在近一万年前的中原地区已开始绽放音乐文明的曙光，礼乐的缘起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见，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已有“礼”的萌芽。到了夏商周时期，礼乐的发展更具规模，也为后世儒家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儒家为何如此重视礼乐呢？

先要从“儒”这个字的历史沿革讲起。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意思是说，儒字属于需字族。在需字族里，需字都是声符兼义符。需字族汉字均与“柔软”之义有关。因此，“儒”字的本义是“身体柔弱的人”。

“儒”这个称呼由来已久。据典籍《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相传上古时期，在尧担任炎黄部落联盟首领时，即已设立“司徒”一职，其职责是管理民众、土地和教育等行政事务。由此可知，最初的儒是与初民社会中人神交通的巫祝活动相关的。礼乐制度由巫祝文化发展而来，因为“礼”字的本义是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最晚到殷商，儒者由精通当地风俗文化和礼仪习惯的人，逐渐转变为专门负责治丧、相礼和教学的人，当时统称为“术士”，他们可以看作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阶层。通常来说，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地位低微、收入少，做事时还要看人脸色，容易给人以“柔弱”的印象。

可以说，上古礼乐文化是儒学产生的摇篮。儒学是上古已来礼乐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之所以创立儒家学派，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士大夫崛起，阶级关系上也出现新的变化，传统的礼法秩序受到了猛烈冲击。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尊尊而亲亲”为特点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思想体系。

那么，为什么儒家能从春秋和战国的“百家争鸣”中独树一帜，成为历代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首选？因为儒家的一整套理论与观念可以帮助建立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并使人民信服，它与生产方式紧密相连，是对农耕生活及风俗习惯的最佳阐释与规范。这套体系一直沿用到清代。

展厅中有两件清代乾隆时期的粉彩耕织图瓷板，图中内容以康熙时期《御制耕织图》为本，生动描绘了中国古代稼穑蚕桑等农业生产过程，体现了清代重农思想与民本观念，而这正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基本理念。一枚小小的昌化石上镌刻有“政在养民”四字，是民本观念深深烙印在执政者心中的见证。

儒家人物英雄榜

孔子之后，历朝历代产生了无数的儒学后续者，展厅中通过一件件与此相关的文物，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呈现在观众面前。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树立了儒家所倡导的“忠孝”榜样。忠的思想基础是孝道，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晋元帝、晋武帝、梁武帝和唐玄宗等帝王均曾为《孝经》作注。展厅中的《御注孝经》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体现清代入关后对儒家学说的接受与提倡，奠定有清一代“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这一理念更为生动地体现在器物之上。不少观众对一只立于杆头的小玉鸟产生了好奇。这是棕竹刻乾隆帝御题诗镶白玉鸠首杖的一部分。鸠首杖又称鸠杖，指扶手处做成斑鸠鸟形状的手杖。“杖”古已有之，雅称“扶老”。而“鸠”作“九”意，乃阳数最大，为长久之意，代表长寿无疆，吉祥尊荣。

在中国古代，鸠首杖是尊老敬老的专用之物。汉时老人以拥有皇帝所赐鸠杖为荣，获此手杖相当于拥有“老年证”，在当时不仅受到社会的关爱和尊敬，同时还享有一系列的生活优待。

辽代耶律羽之墓出土的孝子图鎏金银壶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尊崇。耶律羽之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曾担任契丹东丹国左相。此壶以孝子图为装饰，侧面反映了他深受孝道观念影响。

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所作《历代贤后故事图册》之“亲掖銮舆”一页上，绘明宣德五年（1430年）清明节，宣宗奉母谒陵，亲自骑马在前引导，过清河桥时，还下马扶掖銮舆，此孝行一时传为美谈。

清代的竹雕东山报捷图笔筒虽小，却讲述了南北朝历史上的大事件。《世说新语·雅量》载淝水之战捷报至，东晋名相谢安正在东山与人围棋，“意色举止，不异于常”。谢安运筹帷幄之智勇与沉静安定之雅量，正与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相契合。而“忠”的思想也体现在于国家危难之时，救民于水火之中，因此，“东山报捷”故事成为后世艺术创作的常见题材之一。

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阐述的核心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明代书画家陈淳抄录的《岳阳楼记》传达了出来。而元代赵孟頫所录《出师表》也是对诸葛亮忠君思想的展现。

岳飞则是以画像的形式出现，他手捧《春秋》，分明在告诉观众“我正在阅读儒家经典”。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朝主力军队在土木堡遭遇惨败，明英宗被俘，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此危急时刻，于谦力排众议，指挥了北京保卫战。展柜中有他的亲笔手书展出。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迅疾果断地平定了南昌宁王朱宸濠叛乱，立下奇功。他致兄弟的一封信札出现在历代儒学大家的展区。此外还有于1876至1878年间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墨迹展出。

北宋理学家张载有一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儒家发展史上的经典人物无不印证了这句话的内涵。

儒家的朋友圈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家文化博采众长，善于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精华，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在汉代，儒家与阴阳家等思想结合，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宋明时期，又吸收佛道思想，发展出理学和心学。儒家文化兼容并包，能够接纳不同地域文化的优势，使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来自山东博物馆的一块东汉画像石上刻画了三个经典故事。从上往下包含“泗水捞鼎”“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等画面。其中“孔子见老子”图，老子在右，孔子在左。这不仅是两位学者的历史性会面，更体现了儒道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宋人所绘《松荫谈道》图上，云雾缭绕泉石，三人坐于松荫下，各持书卷，一着儒装，一服僧袍，一作道家采药人打扮，为三教论道的题材。

北宋时，传驸马王诜曾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道士陈碧虚及日本圆通大师等16位文人雅士在西园聚会，号为“西园雅集”。传经李公麟绘制，此图虽存在不同版本，但各版本中都少不了对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诠释与表现。展厅中以一件清代“碧玉西园雅集图插屏”加以佐证。另一件清代瓷笔筒的外壁上以青花书《后赤壁赋》，并绘一儒一僧一道泛舟江上。儒士打扮者应为苏轼，另有佛印与黄庭坚，分别象征释与道。

儒释道三家的美好交往史更以竹雕“虎溪三笑”图香筒为最。竹雕刻画东晋高僧慧远与名士陶渊明、道士陆修静交游的“虎溪三笑”故事。慧远送客历来不过虎溪，但与陶、陆二人话别时不知不觉过了虎溪，三人不由相视大笑。该主题的流行，寓意儒释道三教融和的趋势。

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其一生深受儒、道学说影响，是后代士人追求与歌颂的人格典范。陶渊明的形象出现在了清乾隆剔红采菊图扁圆盒上，在盖面之上雕刻有陶渊明率童子采菊的场景。

除了这些精巧的小器物，不乏儒释道大型聚会的场景想象。重庆大足妙高山摩崖造像“三教合一”窟，兴建于南宋绍兴十四年。山西长治观音堂“三教合一”悬塑，兴建于明万历九年。这些都是佛家接纳儒家和道家在民间的最佳体现。

由本次特展可见，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它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也不是静态的、抽象的、教条的概念，而是有一个具体的、流动的发展过程。

作为历史范畴之下的儒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经由人民群众中产生的优秀知识分子不断改造与创新，儒学思想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纳入其中，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辩证地研究与看待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继承与发扬好儒家思想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