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楼
“煎茶旧法出西蜀”
熙宁四年，苏轼被命杭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五月到任。
该年八月，苏轼为监试，铨选杭州士子。这一级考试又称“取解试”，第一名称“解元”，通过此轮考试的士子可以获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考试官员八月初住在专设的考试场所望海楼，与外界隔绝。十七日出榜，历时近二十日。
这年的中秋佳节虽在考课中度过，但苏轼是闲不住的人，著名的《试院煎茶》诗便写于中秋之前：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洗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古语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依茶眼观，这是初官杭州的蜀人苏轼经受东南茶文化冲击最为猛烈的一次。
“蟹眼”“鱼眼”，指煎茶时水沸所起的气泡。关于这一点，同代茶家蔡襄便与唐代陆羽持论不同，陆羽《茶经》卷下：“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蔡襄则说，蟹眼为过熟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
蔡襄不仅与陆羽争，更与蜀人争，斗茶又是一例。宋代江休复《嘉祐杂志》：“苏才翁尝与蔡君谟斗茶。蔡茶水用惠山泉，苏茶小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苏才翁，名舜元，乃西蜀铜山（今德阳）人，与其祖父苏易简、弟苏舜钦，号前“三苏”（一些人谓苏才翁、苏轼为同一人，在此纠正）。
苏舜元与蔡襄斗茶，使用了西蜀水法，最后战胜了蔡襄，这次斗茶，是闽蜀茶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苏轼通判杭州时，以建茶为代表的福建茶已打开局面，“眩转绕瓯飞雪轻”，“眩转”谓击拂茶汤时茶随水环转，“飞雪”状茶面乳沫之白，苏轼试院煎茶，看来点茶已进入苏轼的生活。
“银瓶洗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王十朋集注引程縯对此理解为茶家品第水质，把惠山泉评为第二：“惠山泉，煎茶为第二。”赵次公却提出不同意见：“此乃是寻常点茶时，先略倾瓶中汤；方点，谓之第二汤也。”与茶同煎之汤，赵次公称为第一汤；倾瓶点茶之汤，称为第二汤。苏轼认为“银瓶洗汤”这种煎水加煎茶之法未必正确。何为正确？答：只煎水，不煎茶。
苏轼在此联诗后，专门注明：“古语云：煎水不煎茶。”
哪里的古语所云？单看本诗无从得知。但苏轼弟弟苏辙给出了答案。苏辙《和子瞻煎茶》：“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煎茶不煎水的旧法，原来出自西蜀。二人同声一气，不厌其烦，不吝其辞，夸赞西蜀煎茶之法。今日盛行之“瀹泡法”，仍秉持了煎水不煎茶的文化传统，从中也可以窥见苏轼兄弟对待家乡、对待文化的基本态度。
唐时，蜀茶擅天下，但唐经过五代到宋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气候逐渐变冷，原来某个时间采摘得到的茶，现在不行了。奈何！只好从低纬度处想辙，建茶便兴盛起来了。
蔡襄与苏才翁斗茶，便是在这个背景上展开的。
西蜀茶法好啊，苏轼举例为证：“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潞公文彦博，当朝名相，更是西蜀煎茶法的拥趸，他于庆历四年（1044）至七年（1047）知 益 州，其间，他爱上了西蜀煎茶之法。定窑瓷以花纹精美者为妙品，其红色者尤贵。《邵氏闻见录》卷二：“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此句赞叹潞公茶具之精美，同时又谈及当时文人推崇定州瓷的现象——只有定州精美的瓷器，才配得上西蜀精美的煎茶。
中秋佳节，却去监考，本该监考，却去作诗，例该咏酒，却是煎茶，乡思的潜台词虽没有说出来，细心读者却能读到，这便是苏轼熙宁五年中秋之前所写的《试院煎茶》。
不动声色的乡思可再举一例，熙宁六年（1073）苏轼作《月兔茶》:
环非环，玦非玦，
中有迷离玉兔儿。
一似佳人裙上月，
月圆还缺缺还圆，
此月一缺圆何年。
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
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初一看，分明是一首爱情诗，怎会说到乡思？由茶饼的形状想到巴蜀，想到自己的家乡呢。月兔茶，知名团茶，产于都濡，在今重庆彭水南。
超然台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杭州，苏轼称之为“酒食地狱”，招架不住时，他便逃向了茶，直到离不开茶。后来赴密州新任，发现那一带不产茶。朋友蒋夔给他寄茶来，是在熙宁八年（1075）（一说作于熙宁十年）。得了茶的苏轼欢喜不置，便作诗介绍自己在美酒、美食以及美美一觉之后，品茶之美：
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
密州与江南不同，喝茶人少，茶俗亦异——“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以前在蜀地喝茶，要用铜碾碾过、柘罗筛过，饮不厌精，现在却往茶里加入脂麻（即芝麻）、白土，研成细末，再行煎煮。蔡襄《茶录》也提到川东一带用细密鹅溪画绢网茶揉搓，令茶末细而均匀：“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画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羃之。”蜀人研茶之后的这道工序——揉洗以羃，不容大颗粒茶渣进入，具有较高美学趣味。
故人寄茶来，苏轼就像宝物一样封好藏好，但是“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和上姜、裹上盐的茶，存放周期就会更长久，实用的做法有时是破坏风雅的。苏轼说“姜盐拌白土，稍稍从吾蜀”（《寄周安孺茶》），认为姜盐等拌茶习俗是从蜀地传播出去的。走到异国他乡，“老妻不知爱”可见乡俗之固，固到刻舟求剑，还“遗传”给了“稚子”，一家有一家的饮食，一乡有一乡的饮食，可以说饮食传承乃家风、乡风之硬核部分。
说中秋的茶与乡思，还得扯远一点。熙宁九年（1076）初春，知密州苏轼在同僚家中遇到一杨姓眉山女子，苏轼对家乡话那个饥渴啊，甚至不敢造次纵酒了——说着乡语的蜀女，勾起他对家乡的无限思念。《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强迫自己转移故国之思，就着清明时发下来的新柴，烹煮新茶。乡思是一种病，苏轼的解药，是茶；更者，还有诗，还有酒。有些萎靡吧，不急，读到最后——苏轼说“诗酒趁年华”，又从萎靡中挣脱出来，那种“虽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许国”的昂扬之气转瞬充溢于胸臆之间。
这是丙辰中秋《水调歌头》的前奏、铺垫。
苏轼密州的工作非常繁重，蝗灾和旱灾相互攻击这块贫瘠的土地，百姓四处逃亡。苏轼自己“斋厨索然”，“揽草以诳口”。
故人，故国，风雨对床的子由，都是代表故乡的符号，会导向苏轼去到酒那里。丙辰中秋之饮，是苏轼一生饮酒的最高点。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词前小序可咀嚼处甚多。“欢饮达旦”，饮酒要欢，还要在欢中达旦，这是非常高的境界，苏轼前此后此饮酒皆不及此。苏轼酒浅，不超过三蕉叶，饮酒而至于“大醉”，期间是难以填词的，因此“作此篇”的时间应在中秋饮酒清醒之后。特别是“兼怀子由”，指出子由是一个次要或者更次要的被“兼怀”者，那么，苏轼所思念的那个重要人物，又是谁呢？
这个中秋的晚上，苏轼发现超然台坏壁之处有一首孔周翰五年前题诗，诗说之前的十七年（即丙辰前二十二年）中秋，他路过密州，与朋友陈、任二人交游。十七年之后，孔周翰来守此州，陈、任二人已亡。时光遮挽不住、生死遥隔，真是伤感啊。苏轼听说孔周翰向朝廷提出了再掌密州的申请，于是苏轼在和诗中说，明年的中秋之月，会照到先生把酿酒的麹做了枕头睡觉（“定知来岁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麹眠”）。
但是，孔周翰也不过是被“兼怀”者之一。
主怀者谁？
把视线转到苏轼“修齐治平”的功业，联系苏轼在这一年春喝茶饮酒时发出“诗酒趁年华”的呼喊，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丙辰中秋，一轮明月照见超然台，把四十岁苏轼的旷世灵感激发了。
没有超然台的酒和月，中秋是另外的样子，一定是。
为那一轮明月“欢饮达旦”而“大醉”之后的若干日子，苏轼究竟帮补了多少茶去救命，可是给人留出了一大片想象的空间。在此引用资深坡迷、明代冯梦龙一则“茶酒争高”故事，以供一笑：
茶谓酒曰：
战退睡魔功不少，
助成吟兴更堪夸。
亡家败国皆因酒，
待客如何只饮茶。
酒答茶曰：
瑶台紫府荐琼浆，
息讼和亲意味长。
祭祀筵宾先用我，
何曾说着淡黄汤？
各夸己能，争论不已。水解之曰：
汲水烹茶归石鼎，
引泉酿酒注银瓶。
两家且莫争闲气，
无我调和总不成。
今天，有人说“烟酒茶不分家”，可以这样解：烟和酒给身体捅下的娄子，通常是茶去收拾残局。
乌台
“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
苏轼眼里的故乡，是有声色和情绪的，比如“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比如“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而丙辰中秋的《水调》，却是苏轼乡思的一种猛烈、另类的表达。
且说苏轼元丰二年（1079）三月知湖州，即向朝廷上《湖州谢上表》，此表一出，惹动变法派神经，立刻祭以“诗案”大招。第一刀即由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祭出，何大正上奏章，是该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苏轼知湖州任发布的同一月。可怜的苏轼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四月至高邮，秦观、参寥闻声而聚，同船而行。过金山访宝觉，“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然后游惠山，相与汲泉生火，煎茶论文。
四月到任。
湖州是茶产区，其紫笋茶天下闻名。这个时期茶农最忙，苏轼也不闲着，想起前任老友李常组织茶农采茶进贡朝廷的事，乃作《次韵李公择梅花》：“永怀茶山下，携妓修春贡。”采茶时节，湖州、常州郡守在边界茶山上聚会，妓女络绎于道路，歌声婉转于丘壑，极其风雅。
李定元丰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进呈给皇帝的奏章中，指出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苏轼坚持自己的恶行，没有丝毫后悔，他的罪恶如同舜时的“四凶”，并且已经很显著了，一可废。苏轼狂傲悖逆的话，每天散布出来，传到国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教而不从”，要以戮辱对付他，二可废。当年孔子诛杀少正卯，理由便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苏轼便是少正卯，按法当诛，三可废。事君有礼，讪上有诛，四可废。
李定奏章最后特别指出，变法进入关键时刻，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苏轼跳出来反对，他那“虚名浮论”肯定会影响一大批人，所以恳请陛下“特行典宪”，根究苏轼之罪。加上舒亶、何正臣、李宜之的奏章，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奉命到达湖州，提拿苏轼。
屈指算一算，从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押解始，到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即“乌台”），整整二十天。中秋那一天苏轼在哪里？笔者读苏轼《乌台四咏·榆》中所说的“我行汴堤上”，比较吻合。中秋后的第三日，苏轼被关进“乌台”，中秋后五日，接受审讯。
八月二十日，审讯苏轼。苏轼“隐晦不说情实”；
八月二十日，轼供状时除《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二十二日，又虚称更无往复诗等文字；
二十四日，又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等应系干涉文字；
二十七日，又虚称即别不曾与文字往还；
三十日，却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又不说曾有黄庭坚讥讽文字等因依，再勘方招。
随着御史台搜集证据的增多，“奉御宝批，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讽政事，该取会验问看若干人”，苏轼也从“累次虚妄不实供通”到“因依招通”，至十一月二十日，苏轼被迫供出作《山村》等文字(其中有带讥讽者)之原由。
审判中，茶也成了“罪证”。
御史中丞李定列举了苏轼的四条罪证，其中一条：熙宁六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朋友钱顗送茶一包，苏轼作诗回谢，诗中说：“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诗以茶性、茶种作比，讽刺小人虽然有学问，却没有一点骨气，一旦获得权力，就趾高气扬，全无上下。
这一首“罪证”诗即《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乌台诗案”记录苏轼供词如下：“熙宁六年，轼任杭州通判日，因本路运司差往润州勾当公事，经过秀州，钱顗字安道，在秀州监酒税，曾作台官。始于秀州与之相见。得作诗一首，送茶与轼，复与诗一首谢之。”
关于诗中“高者妖邪次顽犷”的草茶，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有明确而具体的陈述：“以讥世之小人，乍得权用，不知上下之分，若不谄媚妖邪，即须顽犷狠劣。”
这事发生在熙宁六年十一月。当时，曾经触忤王安石的钱安道寄送建州的茶给苏轼，苏轼作诗相谢，题为《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
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
为君细说我未暇，试评其略差可听。
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
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
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知真味永。
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
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
体轻虽复强浮泛，性滞偏工呕酸冷。
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
葵花玉 不易致，道路幽险隔云岭。
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
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纸自觉光炯炯。
粃糠团凤友小龙，奴隶日注臣双井。
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
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
钱安道性直敢言，治平末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熙宁初上疏劾王安石，贬官。《宋史》本传载：“（熙宁）二年而贬，将出台，于众中责同列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转荐君，得为御史。亦当少思报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顗今当远窜，君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马去。”苏轼钦佩安道，此诗以建茶比之。
“乌台诗案”审状详列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往来事实，涉及茶的有：王诜多次送苏轼酒食茶果，送弓一张，箭十支，包指十个；苏轼托王诜帮助裱画三十六幅；苏轼赴任杭州，王诜又送茶、药、文房四宝等与苏轼；苏轼嫁甥女，前后两次向王诜借钱共三百贯，等等，皆入罪账之中。
苏轼元丰二年的中秋，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押解于道途，这是他人生中最为独特的一个中秋。苏轼关入乌台之后所写的《乌台四咏·榆》能够看到那个中秋的一些景象与情绪，第一首咏榆：“我行汴堤上，厌见榆阴绿。千株不盈亩，斩伐同一束”，关进乌台之后也看到榆树，其状不堪，蠹虫咬过的皮被秋雨淋湿，生病的树叶堆埋在墙角，霜风所苦，生命的气息不足。第二首咏槐，草木趋向于衰歇，各种景象“伴我此愁绝”。第三首咏竹，诗人看到庭前的竹“低昂中音会”，但是“甲刃纷相触”，面对这种情形，他发出了“可折不可辱”的誓言。老宅“秋雨荒篱菊”时，竹又如何呢？“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回到故乡扫竹叶去，胜过做阶下囚啊。第四首咏柏，开篇承接第三首，想象家乡的奇珍异草，不禁由衷感叹：“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
审判苏轼的狱吏之凶残，从苏轼留存极少的狱中诗有所体现，“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但是，一想到家乡的草木、山川，他便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苏轼中秋期间被逮，后入乌台，审讯一百多天，于该年的最后一天放出，第二天便是元丰三年新春正月初一。
苏轼元丰二年的中秋，身陷囹圄中的乡思，有一种大悲愤在。
乡思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家乡具象为食物、山川、风月，甚至是形如紫笋的茶，苏轼说：“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元祐四年，苏轼知杭州，送张嘉州到家乡嘉州为官，忽然提笔写道：“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见者大吃一惊，这不是李太白之诗么？正狐疑间，他又信笔写去，似乎在问人，又像是在问自己：“谪仙此语谁解道？”后一句写出，才晓得是在跟张嘉州建议呢：“请君见月时登楼。”
峨眉山月，那是苏轼故乡的标识，月影浮动在青衣江里，乡思啊，乡思啊，李太白诗歌针一样刺痛、流泻了一江的乡思啊！
登楼望月，亘古的宇宙，就会产生无边无际的虚无来，就会知吾生之须臾中的如梦幻泡影般的命运来。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2024年7月2日初稿
23日终稿
望海楼
“煎茶旧法出西蜀”
熙宁四年，苏轼被命杭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五月到任。
该年八月，苏轼为监试，铨选杭州士子。这一级考试又称“取解试”，第一名称“解元”，通过此轮考试的士子可以获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考试官员八月初住在专设的考试场所望海楼，与外界隔绝。十七日出榜，历时近二十日。
这年的中秋佳节虽在考课中度过，但苏轼是闲不住的人，著名的《试院煎茶》诗便写于中秋之前：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洗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古语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依茶眼观，这是初官杭州的蜀人苏轼经受东南茶文化冲击最为猛烈的一次。
“蟹眼”“鱼眼”，指煎茶时水沸所起的气泡。关于这一点，同代茶家蔡襄便与唐代陆羽持论不同，陆羽《茶经》卷下：“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蔡襄则说，蟹眼为过熟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
蔡襄不仅与陆羽争，更与蜀人争，斗茶又是一例。宋代江休复《嘉祐杂志》：“苏才翁尝与蔡君谟斗茶。蔡茶水用惠山泉，苏茶小劣，改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苏才翁，名舜元，乃西蜀铜山（今德阳）人，与其祖父苏易简、弟苏舜钦，号前“三苏”（一些人谓苏才翁、苏轼为同一人，在此纠正）。
苏舜元与蔡襄斗茶，使用了西蜀水法，最后战胜了蔡襄，这次斗茶，是闽蜀茶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苏轼通判杭州时，以建茶为代表的福建茶已打开局面，“眩转绕瓯飞雪轻”，“眩转”谓击拂茶汤时茶随水环转，“飞雪”状茶面乳沫之白，苏轼试院煎茶，看来点茶已进入苏轼的生活。
“银瓶洗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王十朋集注引程縯对此理解为茶家品第水质，把惠山泉评为第二：“惠山泉，煎茶为第二。”赵次公却提出不同意见：“此乃是寻常点茶时，先略倾瓶中汤；方点，谓之第二汤也。”与茶同煎之汤，赵次公称为第一汤；倾瓶点茶之汤，称为第二汤。苏轼认为“银瓶洗汤”这种煎水加煎茶之法未必正确。何为正确？答：只煎水，不煎茶。
苏轼在此联诗后，专门注明：“古语云：煎水不煎茶。”
哪里的古语所云？单看本诗无从得知。但苏轼弟弟苏辙给出了答案。苏辙《和子瞻煎茶》：“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煎茶不煎水的旧法，原来出自西蜀。二人同声一气，不厌其烦，不吝其辞，夸赞西蜀煎茶之法。今日盛行之“瀹泡法”，仍秉持了煎水不煎茶的文化传统，从中也可以窥见苏轼兄弟对待家乡、对待文化的基本态度。
唐时，蜀茶擅天下，但唐经过五代到宋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气候逐渐变冷，原来某个时间采摘得到的茶，现在不行了。奈何！只好从低纬度处想辙，建茶便兴盛起来了。
蔡襄与苏才翁斗茶，便是在这个背景上展开的。
西蜀茶法好啊，苏轼举例为证：“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潞公文彦博，当朝名相，更是西蜀煎茶法的拥趸，他于庆历四年（1044）至七年（1047）知 益 州，其间，他爱上了西蜀煎茶之法。定窑瓷以花纹精美者为妙品，其红色者尤贵。《邵氏闻见录》卷二：“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此句赞叹潞公茶具之精美，同时又谈及当时文人推崇定州瓷的现象——只有定州精美的瓷器，才配得上西蜀精美的煎茶。
中秋佳节，却去监考，本该监考，却去作诗，例该咏酒，却是煎茶，乡思的潜台词虽没有说出来，细心读者却能读到，这便是苏轼熙宁五年中秋之前所写的《试院煎茶》。
不动声色的乡思可再举一例，熙宁六年（1073）苏轼作《月兔茶》:
环非环，玦非玦，
中有迷离玉兔儿。
一似佳人裙上月，
月圆还缺缺还圆，
此月一缺圆何年。
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
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初一看，分明是一首爱情诗，怎会说到乡思？由茶饼的形状想到巴蜀，想到自己的家乡呢。月兔茶，知名团茶，产于都濡，在今重庆彭水南。
超然台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杭州，苏轼称之为“酒食地狱”，招架不住时，他便逃向了茶，直到离不开茶。后来赴密州新任，发现那一带不产茶。朋友蒋夔给他寄茶来，是在熙宁八年（1075）（一说作于熙宁十年）。得了茶的苏轼欢喜不置，便作诗介绍自己在美酒、美食以及美美一觉之后，品茶之美：
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
密州与江南不同，喝茶人少，茶俗亦异——“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以前在蜀地喝茶，要用铜碾碾过、柘罗筛过，饮不厌精，现在却往茶里加入脂麻（即芝麻）、白土，研成细末，再行煎煮。蔡襄《茶录》也提到川东一带用细密鹅溪画绢网茶揉搓，令茶末细而均匀：“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画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羃之。”蜀人研茶之后的这道工序——揉洗以羃，不容大颗粒茶渣进入，具有较高美学趣味。
故人寄茶来，苏轼就像宝物一样封好藏好，但是“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和上姜、裹上盐的茶，存放周期就会更长久，实用的做法有时是破坏风雅的。苏轼说“姜盐拌白土，稍稍从吾蜀”（《寄周安孺茶》），认为姜盐等拌茶习俗是从蜀地传播出去的。走到异国他乡，“老妻不知爱”可见乡俗之固，固到刻舟求剑，还“遗传”给了“稚子”，一家有一家的饮食，一乡有一乡的饮食，可以说饮食传承乃家风、乡风之硬核部分。
说中秋的茶与乡思，还得扯远一点。熙宁九年（1076）初春，知密州苏轼在同僚家中遇到一杨姓眉山女子，苏轼对家乡话那个饥渴啊，甚至不敢造次纵酒了——说着乡语的蜀女，勾起他对家乡的无限思念。《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强迫自己转移故国之思，就着清明时发下来的新柴，烹煮新茶。乡思是一种病，苏轼的解药，是茶；更者，还有诗，还有酒。有些萎靡吧，不急，读到最后——苏轼说“诗酒趁年华”，又从萎靡中挣脱出来，那种“虽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许国”的昂扬之气转瞬充溢于胸臆之间。
这是丙辰中秋《水调歌头》的前奏、铺垫。
苏轼密州的工作非常繁重，蝗灾和旱灾相互攻击这块贫瘠的土地，百姓四处逃亡。苏轼自己“斋厨索然”，“揽草以诳口”。
故人，故国，风雨对床的子由，都是代表故乡的符号，会导向苏轼去到酒那里。丙辰中秋之饮，是苏轼一生饮酒的最高点。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词前小序可咀嚼处甚多。“欢饮达旦”，饮酒要欢，还要在欢中达旦，这是非常高的境界，苏轼前此后此饮酒皆不及此。苏轼酒浅，不超过三蕉叶，饮酒而至于“大醉”，期间是难以填词的，因此“作此篇”的时间应在中秋饮酒清醒之后。特别是“兼怀子由”，指出子由是一个次要或者更次要的被“兼怀”者，那么，苏轼所思念的那个重要人物，又是谁呢？
这个中秋的晚上，苏轼发现超然台坏壁之处有一首孔周翰五年前题诗，诗说之前的十七年（即丙辰前二十二年）中秋，他路过密州，与朋友陈、任二人交游。十七年之后，孔周翰来守此州，陈、任二人已亡。时光遮挽不住、生死遥隔，真是伤感啊。苏轼听说孔周翰向朝廷提出了再掌密州的申请，于是苏轼在和诗中说，明年的中秋之月，会照到先生把酿酒的麹做了枕头睡觉（“定知来岁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麹眠”）。
但是，孔周翰也不过是被“兼怀”者之一。
主怀者谁？
把视线转到苏轼“修齐治平”的功业，联系苏轼在这一年春喝茶饮酒时发出“诗酒趁年华”的呼喊，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丙辰中秋，一轮明月照见超然台，把四十岁苏轼的旷世灵感激发了。
没有超然台的酒和月，中秋是另外的样子，一定是。
为那一轮明月“欢饮达旦”而“大醉”之后的若干日子，苏轼究竟帮补了多少茶去救命，可是给人留出了一大片想象的空间。在此引用资深坡迷、明代冯梦龙一则“茶酒争高”故事，以供一笑：
茶谓酒曰：
战退睡魔功不少，
助成吟兴更堪夸。
亡家败国皆因酒，
待客如何只饮茶。
酒答茶曰：
瑶台紫府荐琼浆，
息讼和亲意味长。
祭祀筵宾先用我，
何曾说着淡黄汤？
各夸己能，争论不已。水解之曰：
汲水烹茶归石鼎，
引泉酿酒注银瓶。
两家且莫争闲气，
无我调和总不成。
今天，有人说“烟酒茶不分家”，可以这样解：烟和酒给身体捅下的娄子，通常是茶去收拾残局。
乌台
“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
苏轼眼里的故乡，是有声色和情绪的，比如“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比如“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而丙辰中秋的《水调》，却是苏轼乡思的一种猛烈、另类的表达。
且说苏轼元丰二年（1079）三月知湖州，即向朝廷上《湖州谢上表》，此表一出，惹动变法派神经，立刻祭以“诗案”大招。第一刀即由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祭出，何大正上奏章，是该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苏轼知湖州任发布的同一月。可怜的苏轼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四月至高邮，秦观、参寥闻声而聚，同船而行。过金山访宝觉，“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然后游惠山，相与汲泉生火，煎茶论文。
四月到任。
湖州是茶产区，其紫笋茶天下闻名。这个时期茶农最忙，苏轼也不闲着，想起前任老友李常组织茶农采茶进贡朝廷的事，乃作《次韵李公择梅花》：“永怀茶山下，携妓修春贡。”采茶时节，湖州、常州郡守在边界茶山上聚会，妓女络绎于道路，歌声婉转于丘壑，极其风雅。
李定元丰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进呈给皇帝的奏章中，指出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苏轼坚持自己的恶行，没有丝毫后悔，他的罪恶如同舜时的“四凶”，并且已经很显著了，一可废。苏轼狂傲悖逆的话，每天散布出来，传到国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教而不从”，要以戮辱对付他，二可废。当年孔子诛杀少正卯，理由便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苏轼便是少正卯，按法当诛，三可废。事君有礼，讪上有诛，四可废。
李定奏章最后特别指出，变法进入关键时刻，还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苏轼跳出来反对，他那“虚名浮论”肯定会影响一大批人，所以恳请陛下“特行典宪”，根究苏轼之罪。加上舒亶、何正臣、李宜之的奏章，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奉命到达湖州，提拿苏轼。
屈指算一算，从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押解始，到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即“乌台”），整整二十天。中秋那一天苏轼在哪里？笔者读苏轼《乌台四咏·榆》中所说的“我行汴堤上”，比较吻合。中秋后的第三日，苏轼被关进“乌台”，中秋后五日，接受审讯。
八月二十日，审讯苏轼。苏轼“隐晦不说情实”；
八月二十日，轼供状时除《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二十二日，又虚称更无往复诗等文字；
二十四日，又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等应系干涉文字；
二十七日，又虚称即别不曾与文字往还；
三十日，却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又不说曾有黄庭坚讥讽文字等因依，再勘方招。
随着御史台搜集证据的增多，“奉御宝批，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讽政事，该取会验问看若干人”，苏轼也从“累次虚妄不实供通”到“因依招通”，至十一月二十日，苏轼被迫供出作《山村》等文字(其中有带讥讽者)之原由。
审判中，茶也成了“罪证”。
御史中丞李定列举了苏轼的四条罪证，其中一条：熙宁六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朋友钱顗送茶一包，苏轼作诗回谢，诗中说：“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诗以茶性、茶种作比，讽刺小人虽然有学问，却没有一点骨气，一旦获得权力，就趾高气扬，全无上下。
这一首“罪证”诗即《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乌台诗案”记录苏轼供词如下：“熙宁六年，轼任杭州通判日，因本路运司差往润州勾当公事，经过秀州，钱顗字安道，在秀州监酒税，曾作台官。始于秀州与之相见。得作诗一首，送茶与轼，复与诗一首谢之。”
关于诗中“高者妖邪次顽犷”的草茶，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有明确而具体的陈述：“以讥世之小人，乍得权用，不知上下之分，若不谄媚妖邪，即须顽犷狠劣。”
这事发生在熙宁六年十一月。当时，曾经触忤王安石的钱安道寄送建州的茶给苏轼，苏轼作诗相谢，题为《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
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
为君细说我未暇，试评其略差可听。
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
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
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知真味永。
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
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
体轻虽复强浮泛，性滞偏工呕酸冷。
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
葵花玉 不易致，道路幽险隔云岭。
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
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纸自觉光炯炯。
粃糠团凤友小龙，奴隶日注臣双井。
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
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
钱安道性直敢言，治平末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熙宁初上疏劾王安石，贬官。《宋史》本传载：“（熙宁）二年而贬，将出台，于众中责同列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转荐君，得为御史。亦当少思报国，奈何专欲附会以求美官？顗今当远窜，君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马去。”苏轼钦佩安道，此诗以建茶比之。
“乌台诗案”审状详列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往来事实，涉及茶的有：王诜多次送苏轼酒食茶果，送弓一张，箭十支，包指十个；苏轼托王诜帮助裱画三十六幅；苏轼赴任杭州，王诜又送茶、药、文房四宝等与苏轼；苏轼嫁甥女，前后两次向王诜借钱共三百贯，等等，皆入罪账之中。
苏轼元丰二年的中秋，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押解于道途，这是他人生中最为独特的一个中秋。苏轼关入乌台之后所写的《乌台四咏·榆》能够看到那个中秋的一些景象与情绪，第一首咏榆：“我行汴堤上，厌见榆阴绿。千株不盈亩，斩伐同一束”，关进乌台之后也看到榆树，其状不堪，蠹虫咬过的皮被秋雨淋湿，生病的树叶堆埋在墙角，霜风所苦，生命的气息不足。第二首咏槐，草木趋向于衰歇，各种景象“伴我此愁绝”。第三首咏竹，诗人看到庭前的竹“低昂中音会”，但是“甲刃纷相触”，面对这种情形，他发出了“可折不可辱”的誓言。老宅“秋雨荒篱菊”时，竹又如何呢？“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回到故乡扫竹叶去，胜过做阶下囚啊。第四首咏柏，开篇承接第三首，想象家乡的奇珍异草，不禁由衷感叹：“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
审判苏轼的狱吏之凶残，从苏轼留存极少的狱中诗有所体现，“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但是，一想到家乡的草木、山川，他便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苏轼中秋期间被逮，后入乌台，审讯一百多天，于该年的最后一天放出，第二天便是元丰三年新春正月初一。
苏轼元丰二年的中秋，身陷囹圄中的乡思，有一种大悲愤在。
乡思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家乡具象为食物、山川、风月，甚至是形如紫笋的茶，苏轼说：“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元祐四年，苏轼知杭州，送张嘉州到家乡嘉州为官，忽然提笔写道：“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见者大吃一惊，这不是李太白之诗么？正狐疑间，他又信笔写去，似乎在问人，又像是在问自己：“谪仙此语谁解道？”后一句写出，才晓得是在跟张嘉州建议呢：“请君见月时登楼。”
峨眉山月，那是苏轼故乡的标识，月影浮动在青衣江里，乡思啊，乡思啊，李太白诗歌针一样刺痛、流泻了一江的乡思啊！
登楼望月，亘古的宇宙，就会产生无边无际的虚无来，就会知吾生之须臾中的如梦幻泡影般的命运来。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2024年7月2日初稿
23日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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