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间里锻造洛阳铲的女孩是什么样子的？脸蛋灰扑扑的，炉火生起，喷涌出的煤灰钻进耳道、鼻孔、眼睛、头发里。干完活，孙银莹要洗个两三遍才能清理干净。
2015年，洛阳铲锻造技艺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孙氏家族代代传承、守护着享誉中外的“考古神器”洛阳铲。到了1989年出生的孙银莹，已是第五代传人。
过往四代传承人都是男性。在孙银莹母亲眼里，一份适合女孩的体面工作应该是教师、医生，抑或是任何一份普通的文职工作，“打铲儿”绝不包含在内，即便这是一门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
“打铁要趁热”，铁锤抡起后重重落下，飞溅的火花不留神就会迸到脸上。和洛阳铲一起诞生的，可能还有脸上一个个白色的小伤疤。没有哪个女孩不在意自己的容貌，但她逐渐意识到，穿着工装、戴着防护头盔，也是一种美。
孙银莹希望自己传承好洛阳铲，不能让这门老祖宗的手艺折在自己这代人手里。她也清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挖掘工具在各种畅销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被演绎出神秘色彩，总是与“盗墓”关联在一起。她开通社交媒体账号，公开洛阳铲的锻造过程，一切都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进行。她想要证明，器物本无善恶，洛阳铲“见得了光”。
新京报记者 秦冰
自然而然去“打铲儿”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打铲儿”作为自己的职业？
孙银莹：我是在河南科技大学读的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毕业的时候很迷茫，虽然给很多企业投了简历，但还是非常放心不下家里。当时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拿到了录用通知书，就代表我有适应社会的能力，我被这个社会所需要，而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留在家里，得到这个认可之后才能踏下心来。
新京报：当时父母希望你做什么工作？
孙银莹：我妈妈一开始不想让我做这个（洛阳铲），她觉得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希望我去考个教师、医生，或者找一份文职工作。同时，父母也希望有人继承手艺。幸运的是，这两件事找到了平衡。2013年，我在机缘巧合下进入了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从事考古勘探工作。
我每天自由地穿梭于考古研究院和家里的生产间，在考古一线的使用诉求可以直接反馈给生产的后方，非常“直给”。
新京报：这个行当的女性多吗？你如何看待女性“打铲儿”？现在父母对你选择“打铲儿”又是什么态度？
孙银莹：这个行业中的女性不多。对我来说，去“打铲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好洛阳铲传到我们这一代了，父母也希望家里有人把这门手艺守好、传承好。
这份工作没有那么光鲜，但也没有那么悲惨。现在我还是喜欢每天从研究院回来以后，去车间打打铲儿，还可以顺便活动一下筋骨。但也会注意休息，没有必要没苦硬吃，这是长期的劳作，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过工作的时候的确是很脏，所以我每天会做很多的护肤工作。除了基础的洗护，还会每天敷面膜补水，然后再用美容仪护肤，家里人还吐槽我在护肤上耗费的时间太夸张了（笑）。我还经常自嘲，可能因为护肤效果显著，很多人会在视频里质疑我是摆拍，不会真的“打铲儿”。
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比较土，但也有人会觉得女孩做这个“很飒”，是另一种美感。
新京报：现在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行当的？你是怎么发现它的价值的？
孙银莹：认知的改变来自于一些特殊的经历。我记得大概在二十岁左右，有几个英国人到我家里，对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洛阳铲锻造方式感到非常震惊。我记得他们叽里呱啦说了很多话，还很激动，但我只听懂了一个‘nice’。
还有一次，几名香港大学的教授来到这里，他们说洛阳铲已经上了教材，想过来看一看真正的洛阳铲是什么样子的。我当时感受到了认可。
洛阳铲在考古领域大放异彩，我发现洛阳铲虽然曾被用来破坏文物，但也可以保护文物。所有的发掘都是对地下文物的二次伤害，但洛阳铲可以在不破坏文物的情况下，探测地下文物的情况。
经过了很多时间、很多事情，我才慢慢建立起对洛阳铲更加深刻的认知。其实，器物本无善恶之分，要看是谁用它，要看是怎么用它，无品之人用则凶。
传承人眼中的洛阳铲
新京报：在你看来，洛阳铲的精妙之处在哪里？
孙银莹：洛阳铲不仅是一种考古工具，还代表着一种考古模式。一把完整的洛阳铲，包括铲头、配重、铲杆、护丝帽。从外形上来看，洛阳铲大概有3米长，但铲杆是分节的，可以连接很长，最深可探入到地下十几米。
弧度和形制是洛阳铲区别于其他铲子的地方，也是它的神奇之处。因此洛阳铲也有另一种叫法——竖铲，因为它要竖着取土。洛阳铲的铲头下宽上细。一铲下去，铲头插入松土，土挤到铲子的最上方，掉不下去，就可以把土带出来了。而铲头半圆（柱）的设计，可以把带到地面的土轻松从铲内取出。
通过观察所带出土壤的土质、结构、颜色等，判断地下有无古代墓葬等等。这就代表着，在勘探的时候不用挖开地下古墓就可以对地下的情况进行判断，避免了对古墓的破坏，它的实用性更强。
1953年，古都洛阳被选为重工业城市。怎样在“不破坏地下遗迹的情况下选址”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时2000多名探工用洛阳铲将洛阳的地下使用情况摸清楚了，洛阳铲作为一种考古工具也逐渐扬名。
新京报：打造洛阳铲时，工艺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比如材质、工序、火候等等。
孙银莹：烧制、淬火、捏窍都是洛阳铲锻造过程中工艺上要求比较高的环节。烧制要很好地把握火候，不然容易受热不均匀或者烧坏铲丕；淬火要干净利落，淬不到位影响钢性；捏窍要“心中有图纸，眼中有样子”，把形状给敲到完美。整个过程，没有固定的图纸和参数，全凭经验的积累和判断，一锤一锤敲打出来，一点懒都偷不得。
新京报：介绍下洛阳铲的“高光”时刻吧。
孙银莹：爷爷那一代对洛阳铲进行了深度的改良。因为最开始的洛阳铲只有一种形制，半圆形的，也比较短，在考古作业时磨损严重。爷爷对淬火、铲形等都做了非常精细的改良，以适应不同土质、不同使用场景的变化。洛阳铲不再是单一的考古工具，在建筑、公路、矿山等领域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地质勘探等工作中。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赠送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作为国礼，这把洛阳铲就是我爷爷打造的。我爷爷对于洛阳铲的锻造工艺极为讲究，要求很高，那把洛阳铲也设计了很久，最后锻造出一把可以放在架子上观赏的小洛阳铲，大概有四五十厘米的样子。
虽然孙氏家族对洛阳铲做出了一些改良，拓宽了使用范围，但洛阳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自己家族的哪一代人对洛阳铲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
这些洛阳铲都是一个铲形，但也有长有短，有胖有瘦，使用范围和应用场景也不尽相同。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创新，所有新的东西都会立于传统之上，然后无限地去做一些变化才能被社会需要，然后才能谈传承的事情。
而且，传承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是家族传承。有任何想传承或者学习这门技艺的人，我们都会倾囊相授。
在车间里锻造洛阳铲的女孩是什么样子的？脸蛋灰扑扑的，炉火生起，喷涌出的煤灰钻进耳道、鼻孔、眼睛、头发里。干完活，孙银莹要洗个两三遍才能清理干净。
2015年，洛阳铲锻造技艺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孙氏家族代代传承、守护着享誉中外的“考古神器”洛阳铲。到了1989年出生的孙银莹，已是第五代传人。
过往四代传承人都是男性。在孙银莹母亲眼里，一份适合女孩的体面工作应该是教师、医生，抑或是任何一份普通的文职工作，“打铲儿”绝不包含在内，即便这是一门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
“打铁要趁热”，铁锤抡起后重重落下，飞溅的火花不留神就会迸到脸上。和洛阳铲一起诞生的，可能还有脸上一个个白色的小伤疤。没有哪个女孩不在意自己的容貌，但她逐渐意识到，穿着工装、戴着防护头盔，也是一种美。
孙银莹希望自己传承好洛阳铲，不能让这门老祖宗的手艺折在自己这代人手里。她也清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挖掘工具在各种畅销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被演绎出神秘色彩，总是与“盗墓”关联在一起。她开通社交媒体账号，公开洛阳铲的锻造过程，一切都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进行。她想要证明，器物本无善恶，洛阳铲“见得了光”。
新京报记者 秦冰
自然而然去“打铲儿”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打铲儿”作为自己的职业？
孙银莹：我是在河南科技大学读的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毕业的时候很迷茫，虽然给很多企业投了简历，但还是非常放心不下家里。当时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拿到了录用通知书，就代表我有适应社会的能力，我被这个社会所需要，而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留在家里，得到这个认可之后才能踏下心来。
新京报：当时父母希望你做什么工作？
孙银莹：我妈妈一开始不想让我做这个（洛阳铲），她觉得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希望我去考个教师、医生，或者找一份文职工作。同时，父母也希望有人继承手艺。幸运的是，这两件事找到了平衡。2013年，我在机缘巧合下进入了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从事考古勘探工作。
我每天自由地穿梭于考古研究院和家里的生产间，在考古一线的使用诉求可以直接反馈给生产的后方，非常“直给”。
新京报：这个行当的女性多吗？你如何看待女性“打铲儿”？现在父母对你选择“打铲儿”又是什么态度？
孙银莹：这个行业中的女性不多。对我来说，去“打铲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好洛阳铲传到我们这一代了，父母也希望家里有人把这门手艺守好、传承好。
这份工作没有那么光鲜，但也没有那么悲惨。现在我还是喜欢每天从研究院回来以后，去车间打打铲儿，还可以顺便活动一下筋骨。但也会注意休息，没有必要没苦硬吃，这是长期的劳作，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过工作的时候的确是很脏，所以我每天会做很多的护肤工作。除了基础的洗护，还会每天敷面膜补水，然后再用美容仪护肤，家里人还吐槽我在护肤上耗费的时间太夸张了（笑）。我还经常自嘲，可能因为护肤效果显著，很多人会在视频里质疑我是摆拍，不会真的“打铲儿”。
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比较土，但也有人会觉得女孩做这个“很飒”，是另一种美感。
新京报：现在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行当的？你是怎么发现它的价值的？
孙银莹：认知的改变来自于一些特殊的经历。我记得大概在二十岁左右，有几个英国人到我家里，对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洛阳铲锻造方式感到非常震惊。我记得他们叽里呱啦说了很多话，还很激动，但我只听懂了一个‘nice’。
还有一次，几名香港大学的教授来到这里，他们说洛阳铲已经上了教材，想过来看一看真正的洛阳铲是什么样子的。我当时感受到了认可。
洛阳铲在考古领域大放异彩，我发现洛阳铲虽然曾被用来破坏文物，但也可以保护文物。所有的发掘都是对地下文物的二次伤害，但洛阳铲可以在不破坏文物的情况下，探测地下文物的情况。
经过了很多时间、很多事情，我才慢慢建立起对洛阳铲更加深刻的认知。其实，器物本无善恶之分，要看是谁用它，要看是怎么用它，无品之人用则凶。
传承人眼中的洛阳铲
新京报：在你看来，洛阳铲的精妙之处在哪里？
孙银莹：洛阳铲不仅是一种考古工具，还代表着一种考古模式。一把完整的洛阳铲，包括铲头、配重、铲杆、护丝帽。从外形上来看，洛阳铲大概有3米长，但铲杆是分节的，可以连接很长，最深可探入到地下十几米。
弧度和形制是洛阳铲区别于其他铲子的地方，也是它的神奇之处。因此洛阳铲也有另一种叫法——竖铲，因为它要竖着取土。洛阳铲的铲头下宽上细。一铲下去，铲头插入松土，土挤到铲子的最上方，掉不下去，就可以把土带出来了。而铲头半圆（柱）的设计，可以把带到地面的土轻松从铲内取出。
通过观察所带出土壤的土质、结构、颜色等，判断地下有无古代墓葬等等。这就代表着，在勘探的时候不用挖开地下古墓就可以对地下的情况进行判断，避免了对古墓的破坏，它的实用性更强。
1953年，古都洛阳被选为重工业城市。怎样在“不破坏地下遗迹的情况下选址”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时2000多名探工用洛阳铲将洛阳的地下使用情况摸清楚了，洛阳铲作为一种考古工具也逐渐扬名。
新京报：打造洛阳铲时，工艺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比如材质、工序、火候等等。
孙银莹：烧制、淬火、捏窍都是洛阳铲锻造过程中工艺上要求比较高的环节。烧制要很好地把握火候，不然容易受热不均匀或者烧坏铲丕；淬火要干净利落，淬不到位影响钢性；捏窍要“心中有图纸，眼中有样子”，把形状给敲到完美。整个过程，没有固定的图纸和参数，全凭经验的积累和判断，一锤一锤敲打出来，一点懒都偷不得。
新京报：介绍下洛阳铲的“高光”时刻吧。
孙银莹：爷爷那一代对洛阳铲进行了深度的改良。因为最开始的洛阳铲只有一种形制，半圆形的，也比较短，在考古作业时磨损严重。爷爷对淬火、铲形等都做了非常精细的改良，以适应不同土质、不同使用场景的变化。洛阳铲不再是单一的考古工具，在建筑、公路、矿山等领域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地质勘探等工作中。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赠送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作为国礼，这把洛阳铲就是我爷爷打造的。我爷爷对于洛阳铲的锻造工艺极为讲究，要求很高，那把洛阳铲也设计了很久，最后锻造出一把可以放在架子上观赏的小洛阳铲，大概有四五十厘米的样子。
虽然孙氏家族对洛阳铲做出了一些改良，拓宽了使用范围，但洛阳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自己家族的哪一代人对洛阳铲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
这些洛阳铲都是一个铲形，但也有长有短，有胖有瘦，使用范围和应用场景也不尽相同。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创新，所有新的东西都会立于传统之上，然后无限地去做一些变化才能被社会需要，然后才能谈传承的事情。
而且，传承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是家族传承。有任何想传承或者学习这门技艺的人，我们都会倾囊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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