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张广凯】
三星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会罢工正在走向失控。
这么说有点奇怪，因为罢工本来就是失控的。但无论是三星的高层还是员工，一开始似乎都不是这么想的。
早在今年6月，三星的工会组织——全国三星电子工会 （NSEU)）就曾经以“集体休年假”的名义，组织了为期一天的罢工。他们当时特意选择了一个工作不太忙的日子，以减轻公司的损失。由此来看，工会也并非一心想要决裂。
或许是工会的善意让三星管理者误判了形势，当7月8日罢工正式开始时，资方立场非常强硬，导致工会将原本3天的罢工计划升级为无限期。
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曾说，“只要我还活着，三星就不会允许工会的存在。”虽然没有工会，三星长期以来的劳资关系却算得上融洽，员工往往以加班为荣。
然而时代变了。三星史上第一次罢工，不仅在业务层面直击公司要害，更暴露出三星模式的本质缺陷。尽管断言三星的历史性转折为时尚早，但是帝国盛世仿佛走到了中年的十字路口，阴影已然在暗中浮现。
7月8日，在位于京畿道华城市的三星电子华城工厂前，全国三星电子工会举行总罢工动员大会。图为工会成员们在雨中高喊口号。韩联社
工会精准狙击三星命门
7月8日，拥有3万多名会员的三星工会正式开始罢工，工会方数据显示约有6500人参与。
罢工原本计划先进行3天，以观察资方态度。然而三星官方拒绝让步，还强硬表态称，将按照罢工天数直接扣除参与者工资。于是罢工升级为无限期，至今已持续超过10天。
有消息称，三星今天会提出重启谈判的条件，但无论此次谈判能否暂时解决分歧，双方对立关系已经从温和走向激烈。
最初，工会只是将罢工地点选择在一处较为落后的存储芯片产线，仍给和解留下了余地。在事态升级后，工会开始号召更先进的平泽工厂加入罢工。这直接对准了三星的命门。
在整个三星电子的业务版图中，手机等数字设备贡献了大部分的收入，芯片制造却是基石。而细分来看，台积电是计算芯片代工的霸主，三星则是存储芯片之王。
不过存储之王如今正面临危机，命门就在平泽工厂。
随着AI大模型横空出世，GPU的地位一飞冲天，而最适合与高性能GPU搭配使用的HBM内存芯片也炙手可热。
所谓HBM芯片，简单理解就是将多张传统的DRAM存储芯片堆叠起来。其高带宽、高延迟、省空间的特性天生适合与GPU封装在一起，却不适合与CPU一起执行普通任务。
HBM结构示意图AMD
过去，HBM芯片同高端GPU一样，只服务于少数游戏发烧友，如今却成为下一代技术革命的核心硬件。有机构测算，在英伟达H100芯片的物料成本中，HBM芯片占比高达50%。
由于此前受众狭窄，三星在HBM芯片的布局上并不积极。如今，SK海力士是英伟达HBM芯片的独家供应商，完全吃下这块肥肉。
存储之王三星，正面临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
2021年投产的平泽工厂，是三星目前最先进的存储芯片产线，也是三星扭转劣势的希望所在。该工厂生产的新一代HBM芯片正在争取英伟达认证。
在此关键节点，如果罢工真的影响到平泽工厂HBM产线，势必将对三星造成更为深远的打击。
韩国人卷不动了
既然平泽工厂如此关键，为什么三星高层仍然放任工会罢工持续？
从三星官方表态来看，他们对平泽工厂的自动化水平非常有信心，认为部分工人罢工不会影响产线生产。
毕竟NSEU工会成员人数只占三星员工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在直接扣罚工资的威胁下，实际参与罢工的人数还要少得多。
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资方已经习惯了多年来用高工资培养出的加班文化，不愿意为变革开一个先例。
1991年，三星曾经在报纸上刊发过一篇宣传文章，标题叫“凌晨3点的咖啡时间”，讲述了员工通宵工作开发新型存储芯片的故事。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半导体企业成本骤增，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减弱，韩国却凭借低利率、低汇率、低油价的优势快速崛起，包括三星在内的高科技企业开始对日企发起强力挑战。
1988年，韩国人均GDP仅为4748美元，到1994年就上升至1.04万美元，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除了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的快速上涨以外，三星对于员工的激励也相当丰厚。1988年正式接班的三星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比较先进的奖励工资制度，员工工资中包含一定比例的“超额利润分享”，只要公司利润超过目标，每个员工都会得到回报。
收入的快速增长总是能让员工自发付出更多劳动，这是李秉喆和李健熙敢于公开禁止工会的底气。
时至今日，三星员工仍然是韩国的高收入群体。2022年，三星员工的平均年薪约为1.3亿韩元（按现行汇率约合9.4万美元），同年韩国人均GDP约为3.2万美元。
而在2020年到2023年的4年中，三星员工已经涨薪29%（同期韩国累计通胀12.2%）。
看上去，三星给员工的待遇还算不错，但问题在于公平。
2023年，三星半导体部门亏损14.88万亿韩元（约合802亿元人民币），创造史上最差业绩，很多员工奖金直接归零，但是今年半导体明显复苏后，公司也并未给予相应的奖励。
与此同时，三星联合首席执行官韩钟熙去年年薪上涨了49%，公司也没能给出详细解释。
工会目前的主要诉求，都是指向奖金激励机制的不透明，以及高管与非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持续扩大。
不过，更深层的问题恐怕还在于，韩国人现在真的不想再卷了。
韩国早就是亚洲主要国家中收入集中度最高的，近年来房价的大幅上涨更是扩大了贫富分化。如今韩国的生育率之低已经触目惊心，正是这些社会问题的直接反映。
而对于三星员工来说，加班更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面临着生命危险。
2007年开始，三星员工的血液病现象开始引起舆论关注。当时，一名23岁的女工在三星工作五年后，患上急性白血病去世，被认为与工作环境有关。
2012年，苹果曾针对三星Galaxy手机发起抄袭诉讼，当时三星的一名设计师出庭作证时表示，自己每晚只睡两三个小时，并且为了加班而停止了母乳喂养。
2018年，三星进行了公开道歉，并决定对大量患上职业病的员工进行赔偿。
当整个韩国社会对于贫富分化的不满情绪都在积聚，三星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韩国模式的根本性危机
对于三星来说，如今的劳资分歧并非不可弥合。
此前工会提出的加薪幅度为6.5%，而三星原本给出的方案是5.1%。在AI带动存储需求强劲复苏的大环境下，三星完全有能力满足工会的要求。
但建立在家族权威和高强度劳动基础上的整个三星体系，面临的却是根本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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