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四方”描述了古代中国人眼中宇宙的整体结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地四方反映了宇宙的全面性和延伸性，包括天、地、东、西、南、北、上、下等多个方面。受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在天地四方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相应的天下观，使天下四方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理想和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之一。
“四方”是人探索的基础
“四方”之称，在殷商甲骨文中便有记载。而天在上，地在下，加上东、南、西、北四方，谓之“六合”。
庄子认为“六合”是划分圣人对事物认识态度的界限。他在《齐物论》中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过于遥远，“圣人”明智的选择便是“存而不论”，承认其存在，但不讨论。而“六合之内”的区域，是可视、可听、可触的，因而也就有了对其进行探究、讨论的基础。不过，这种研究、讨论也必受时间、空间、视角、水平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故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议决。因为事物本身不断发展，人对事物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即便能进行评议，其结果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持之恒久而不衰，所以对“六合之内”的事物，“圣人”可以讨论、探究，但要“论而不议”，这是明智的做法。这种基于对宇宙变化万千、永无休止的认识而产生的不断探索、进取的态度，不仅适用于“圣人”，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人不断探索的基础，是我们可以切实体悟的四方，它是从我们脚下开始的。《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称“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四海”便是“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其内在的结构便是“四方”。“好男儿志在四方”这句流传甚广的励志之语，化用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载齐姜规劝重耳“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的典故，其意在规劝其夫晋公子重耳不要沉溺安乐，而要发愤复国。此处的“四方”便是从自己的脚下开始。
对于帝王来说，从他脚下开始的四方还意味着他统治的疆域。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以帝王脚下的四方为基础来构筑普天之下。在确定“四方”之前，先得建“中”，有“中”才有四方。而“中”的概念，在国家一级文物青铜器“何尊”上便已言及，即“中国”，也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土”“中央”。由中央建中，而后方言四方。
以“五服”为基础的天下观不断巩固
四方与中央构成的天下结构背后还有更深的文化意味、政治意味。这一点，要从古文字“东”“西”“南”“北”的起源说起。
“东”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认为日出树（木）梢即为东；“西”为鸟巢，日落鸟归巢即为西。这两个字的起源都与太阳在一天时间内的运行情况有关。“日在树梢”是日出、日落时皆有可能出现的景象，为什么是“东”，而不是“西”？这是因为五行中东方属木，所以，日所在的树梢为东方，而非西方。“西”按《说文解字》解，为“鸟在巢上”。晨鸟出巢，觅食而飞；只有暮鸟才栖于巢，暮，日落，故而为西。“南”为悬系乐器以祭祀，其方位则为南。“南”字的源起说法颇多。《诗经·小雅·鼓钟》记载“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这里“雅”“南”“ 籥”等皆为乐器。“雅”，状如漆筒，两头蒙羊皮，而羊为周人祖先羌人的图腾，故引申为天子之乐，或周王畿之乐，即正乐。“南”也是乐器名，形似钟（类似铜鼓），悬于南。“籥”是南夷的芦笙。也许，这才是“南”字的文化之源。“北”，则是两人相背之状。为何两人相背之状，可以表示“北”？这是因为“北”是相对于“中”而言的，“中”的冬天常刮猛烈的北风，人总是本能地蜷身抱胸以护脏腑，所以人与人便呈相背的状态，这便是“北”。由此可见，“东”“西”“南”“北”四字在表示自然方位的同时，也承载着很多文化意涵。
饱含文化意蕴的东、南、西、北、中，构成了富有政治意味的一点四方的天下结构。按照《尚书·康诰》的说法，古者王之所在为王畿，其外围，由近及远，每五百里为一区划，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一曰宾服)﹑要服﹑荒服等五服。所谓“服”，是臣服听命于天子之意。《尚书·益稷》中有夏禹所言：“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可见，一点四方的天下结构，在夏朝便已确立。而且，此结构还规定了四方远近与天子，即与中央的关系。到周朝时，虽五服名称变为侯﹑甸﹑男﹑采﹑卫等，但天下结构与从前完全相同。其后，这一结构便定格为儒家礼制的一部分。
这种天下观定型之后，通过天子的祭祀礼仪不断得到宣扬和巩固。如《礼记·曲礼下》言，“天子祭天地，祭四方”。因天地、四方，与四时、五行等相配，所以春祭东，东为木，天子着青衣，奉苍璧，插青旗，面东而拜，这叫“祠”；夏祭南，南为火，天子着赤衣，奉赤璋，插赤旗，面南而拜，这叫“礿”；秋祭西，西为金，天子着白衣，奉白琥，插白旗，面西而拜，这叫“尝”；冬祭北，北为水，天子着黑衣，奉玄璜，插玄旗，面北而拜，这叫“烝”；中央为土，天子着黄衣，执黄琮，插黄旗，拜社稷（即土地神和谷神），便是“祭天地”。这种天地、四时之祭，源自殷商，经周礼沿袭、完善而为儒家礼仪之一。
除四时之祭外，与“四方”相对应的，还有一种与“四神”有关的祭祀。所谓“四神”之祭，《礼记·曲礼下》中有“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的记载。郑玄注：“祭四方，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这样的“四神”，又与“盘古开天”用以撑天的“四柱”有关。
这种天下观除了在国家层面不断得到巩固，也通过儒学教育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中代代相传。《礼记·射义》载：“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可见作为六艺之一的射艺，便传承着这样的天地观。又如为孩童启蒙的《三字经》中，有“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的语句，为孩子们建立起最朴素的天下观念。
古代为政者对泽被天下的政治追求
以四方为基础，古人还创造了一系列相关概念。既有四方，便有四个相交处，即“四隅”。四方与四隅合起来，便是“八维”。于是，便有了东、南、西、北之外的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由此八维再向外推，又有了“八殥”和“八纮”，前者意为“八方边远之地”，后者意为“八方极远之地”。《淮南子》中说：“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而再远，便是“八极”，即“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荀子·解蔽》中有“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而《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中载“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这段话更是把“八极”为天下至远的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封泰山”，即有道之君祭天；“建明堂”，即有道之君行大典，施德政；“立辟雍”，即天子讲学，行礼教；“起灵台”，即如周文王般建灵台，使天下之民依附、归心。如此，则“大道”得以“恢弘”，既然极远之“八极”都能被泽被（同“泽披”），遑论天下其余地方。为君者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就必须做到“四聪”。《尚书·舜典》中便提出为政者须得“明四目，达四聪”。孔颖达对这句话的注疏是“达四方之聪，使为己远听四方也”。
远听四方需要一定的方法。古人认为，以太乙为核，以北斗为枢，天之运有四时八节，地之应有四方八极。古人由此创造出了“式”来表示这一关系，并制作了上圆是天盘、下方是地盘的式盘，用以模拟大道运行，进行推算。天盘左旋，上画北斗、二十八宿、十干、十二支、十二月等方位﹐并刻有一百八十二个圆点﹐以合周天度数，即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一度；地盘中则绘有八卦、十干、十二支等记号。天盘又称“堪”，地盘又称“舆”，合则为“堪舆”，这也是风水术的别称。我们常说的“司南”，就是由式盘演变而来。后世看风水的罗盘，也是由此演化而来。唐朝司马贞在《史记正义》中记有“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之语，这里的“天纲”即天盘，“地辰”即地盘。天上的二十八宿，分列于东南西北，当其与地下的四方、九州等正好对应之际，也就是天盘某神恰好对准地盘某辰的时候，这便是“临”的情况。就其字面讲，“临”本义是从上往下看。当用于天上某神对准地下某辰的情形后，其意便有了神圣的意味。后来，“临”便专用于君上。无论君上到哪儿，皆谓之“君临”。后来，又派生出“莅临”“光临”等词汇。“临”字的衍生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为政者弘大道、泽被八极的政治理想。而更直观的是，从“临”字字义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式盘背后反映的，是学理层面上的天地交感与和谐一体的宇宙观。
天地四方的宇宙观，从创生之初就是自然方位与文化认知的结合体，是天人合一理念的重要体现之一。这种宇宙观包含着古代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单笑斐
《中国民族教育》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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